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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理成长史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3-03-15 13:49:57字号:TT

    从当年的硕士论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强一直注重将学理分析与现实约束紧密贴合,找平衡,扩共识——这种务实的思路,对于断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异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未必给人一时惊喜,却称得起持久的专业和负责的考验

    1976年一个燠热憋闷的夏日,21岁的知青李克强回合肥探亲。此时他已在安徽凤阳大庙公社插队两年多,并已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杂院一隅,恩师李诚先生正半跪式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地写作。自“文革”初起就被迫“赋闲”的李诚,打算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究其本意,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多年潜心书斋、不为外界风云变化而动容的李先生,讲到慷慨处,引述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多年后,李克强在一篇追念师恩的文章中描述自己在那一时刻的感受。

    李先生心愿未竟,第二年冰封正待消尽之时,悄然离世。此后不到一年,李克强已经佩上北京大学校徽,聆听法学泰斗龚祥瑞讲述法制道路和法治精神。

    岁月的江流就这样突兀地涌入了“历史三峡”,身在其中,既有躬逢大观的幸运,也要耐得住颠簸冲撞,还要有瞭望方向的眼光。

    2013年春天,少年时代已熟读《报任安书》、《出师表》的李克强,在57岁时接任大国总理。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他说。

    “书生味道”

    (导读)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201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来到港大陆佑堂,拜会94岁的“通儒”饶宗颐。

    饶先生向李克强赠以画作,李克强拿出的礼物是一套故宫博物院监制的毛笔。

    香港人士近距离接触后评价,李克强于自信中透露着“书生味道”,稳重、谦逊、温和,求知欲强烈。比如,听完香港房屋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公屋的介绍后,他忽然问对方:“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我带回去可以让有关部门研究。”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做过北大近十年学生”的李克强,尽管为人低调,酷爱读书却广为人知。

    湖南出版人一清曾撰文回忆与“读书人李克强”一起“淘书”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李克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找一清“淘书”,感兴趣的大多是文化类、札记类,尤其是中外哲学、法律和思辨类著作。

    几个同龄人乐呵呵地笑着,一起去了古籍书社的库存室,好一顿细“淘”。李克强怕给出版社添麻烦,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并且仔细地询问价格,声明要付钱才拿书。

    一清开玩笑:大书记怎么像个老八路似的,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

    “最终好像我们没有买走什么书,但大家非常快乐。毕竟淘书的过程,就是对书的甄鉴的过程。克强嘱咐,如果有什么好书,记得要打个招呼,大家共享才好。”

    据说,李克强在河南、辽宁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回京都不忘抽空逛书店,他阅读范围广泛,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文化都有涉及,并颇有兴趣研读外国书籍。

    李克强的读书生涯,起自童年时代的“探险”。而在幽昧之中为他燃灯烛照的,是“有实无名”的国学大家李诚。

    李克强曾对人说,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安徽合肥那所拥挤嘈杂的大杂院,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藏书近万册的图书馆。两间北房,书拥四壁,昏暗而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

    李诚先生是安徽省文史馆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端坐桌前,手不释卷,日复一日。“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1997年刊发在《安徽日报》的追忆文章中,李克强谈及当年的“冒险”。

    开始会被赶走,后来“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

    这里本无一册儿童读物,许多又是线装书或旧版书,童年李克强虽不甚了了,却被那种书香四溢的氛围深深感染。

    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曾做过安徽凤阳县县长,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常与李诚谈文论道,相互唱和,李克强多次目睹父辈长谈吟诵的情景。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的浪潮波及小学。每晚9时,李先生热气氤氲的脚盆边,失学的李克强开始了他真正的启蒙。《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还有唐诗,都是讲授内容。

    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后忆起,李克强对于当年李诚先生授业的情景仍然点滴在心:他“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对于读书人而言,师道、师格对人格气质的影响尤为深远。

    李诚先生读书的品味高,追求“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

    他喜欢要能“坐热板凳吃冷猪肉”的治学态度,不能总是躁动不安。

    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他为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不懂的绝不讲。

    在李克强的观察中,李诚先生埋首书斋,很少闲谈,不重衣食,表面看来是个纯粹的学者,但他并非是一个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犹如遗传基因,传续数千年,也时时闪现在少年李克强诵读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走进北大,“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学风,更是给李克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时,李克强曾撰文谈及师道: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开会,会上发言人离题,季先生就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利用散碎时间复习外语单词。

    当时李克强正在翻译一部英国法律专著,就向季先生请教一个英语古词,季先生当即作答,告诉他“可以先这样译”,第二天又详尽地向他解释了这个词的来由和含义。

    90 年代初,已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北大对在职和在校博士生几乎同样要求,考试频频。为了考试,他甚至疲劳过度,大病一场。学校的政策是,考试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大病初愈后,他和许多比他小十来岁的“同窗”一起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博士论文答辩前,导师给李克强开出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者参加评审即可。而导师开出的这张名单全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无疑是要使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

    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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