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感染者在弱势中孤独 超80%有报复逆反心理

    他们需要燃灯者

    对艾滋病感染者来说，心理干预很重要。这一点，陈冬深有体会。

    陈冬认为，一旦被医院确诊，应该立即有心理专家进行干预、关怀。这时他们心理最脆弱，基本崩溃了。

    已经有家庭的感染者，有的选择自杀；有的因为自责害怕传染给伴侣，选择离婚。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但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干预在中国是缺失的。陈冬说，这导致他所接触的被感染者80%以上都有报复心理和逆反心理。

    “适当的心理干预，至少能延缓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更长的存活期。”陈冬说。因为抵抗力差，心情不好，感染者机会性感染治愈的周期要比正常人长许多。

    但机会性感染的费用，让很多艾滋病感染者不堪重负，甚至自杀。

    “你是没有看到他们凄惨的样子，境遇太悲惨了。”陈冬说。

    感染者普遍都会感到无助。在陈冬接触的千余名感染者中，有50%的人选择沉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家人和周围的朋友。没有家人的关怀是最痛苦的。

    因此，主动检测和敢于检测的被感染者不到十分之一，这个比例甚至还低。陈冬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

    实践证明，只有大量的人愿意接受检测，预防才会生效。

    一些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都是双重感染，比如：同时感染淋病、梅毒、乙肝等。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这个群体需要燃灯者。“我希望能给他们绝望的生命带去一点阳光。”陈冬说。

    如果有社会学者或心理学者的介入，让感染者有一个疏导的出口，可以帮他们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不去再感染别人。

    陈冬忧虑的是，如果不介入心理干预，那么被感染人群将会呈几何级式递增。

    他还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年龄越来越小；社会的歧视度在增大。

    “有的人聊得好好的，突然间就消失了。当我接到电话听到他们自杀的消息时，傻了。”陈冬说，二十多岁啊，那么鲜活的生命，而且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

    “这不是他们的悲哀。为什么要歧视他们？为什么不能接触他们？给他们一些关爱？”陈冬认为，同性恋这个群体已经存在了，如果再这样压下去，危害性越来越大，感染者的数量不会减少。

    陈冬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感染者常说的一句话是：灾难来临的时候不要恐惧、不要痛苦、更不要哭泣。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抗击他，因为很多奇迹就在这1%里产生。

    和所有艾滋病感染者一样，陈冬希望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能有所提高，进而关心、爱护这个群体。

    孤独的孤独者

    刘进今年34岁，命运的无常让他不住地说：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出生仅58天，母亲去世；1岁时父亲去世；12年前，结婚仅1年便离婚。

    刘进的家在河南省永城市某村。2005年，刘进去常熟一家服装厂打工，认识了一位离异、同乡的女工。在一起住了七八个月后，新女友突然消失了。

    刘进回忆，有段时间女友老是拉肚子、发烧。问她怎么回事，她总说没事，输点药水就好了。

    2008年，刘进也有了同样的症状：腹泻、发低烧。之后，县医院确诊，刘进为艾滋病感染者。

    “我当时不敢相信，根本不可能啊！”刘进说，得了这个病，一想到84岁的奶奶和13岁的女儿，眼泪就往下掉。跟神经病一样。

    后来刘进才知道，女友是艾滋病感染者，怕他知道就跑了。

    “我去她们村找过她，听说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刘进说。由于常期腹泻，他患了肛周脓肿。

    第一次，当地一家县级医院因为刘进是艾滋病感染者，拒绝手术。

    第二次，刘进隐瞒了病情。另一家医院顺利地给刘进做了手术。

    刘进家里有两亩地，正值壮年的他基本没有劳动能力。

    现在的刘进一米七，不到80斤。由于机会性感染，他的左腿麻木了半年多了。刘进说：“我们娘仨儿的生活费就靠我一个月60元的低保，再卖点麦子、玉米。”

    “没有钱，医院也不给用好药。”刘进说，现在在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除了得病带来的痛苦，村里人的孤立也让刘进感到苦闷。

    没有人跟他们说话；看到他们经过，邻居立刻把门关上。

    有一次奶奶走到路上，村里人跟奶奶说，以后不要上大路走了。

    “在村里，我们是被孤立的人，没人说话、没人来往。我们娘仨一般不出门，就在家呆着。”刘进说。

    两三个月前，刘进见到了杨毛党---外村的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唯一一个与他交流的人。

    “杨毛党让村里人拿棍子打出来不让进村，脸都打破了。”刘进说。

    对于村民的过激反应，刘进说，在我们农村，都认为这个病是传染病，得了几年就会死。我们也没有关于艾滋病知识的宣传。“这个病已经让人很痛苦了，再被歧视心里受不了。”刘进希望能跟其他人多一些交流，这样能多一点温暖、多一些理解、不被歧视，心里会好受一点。

    “能活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我死了以后，没人给奶奶做饭。还有，孩子怎么办？”这是刘进最害怕的。

    弱势中的弱势

    袁文莉，一个健康的女性社区工作者，但她的工作与艾滋病有关---“河南女性抗艾社区组织网络”负责人。

    袁文莉发现，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儿童是弱势中的弱势。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学歧视和营养。

    感染儿童就学问题依然严重，有些儿童在家乡无法找到愿意接收的学校，不得不异地就学，因此而付出高昂的费用。

    “媒体也报道过艾滋学校(仅有一个或几个艾滋病儿童)的故事，但这种标签化的学校根本无法给孩子们提供正常的教育，而更像一个收容所。”袁文莉说。

    即使勉强被学校接收的，HIV阳性的儿童也会遭到来自老师和其他同龄伙伴的歧视和排斥，而这种歧视和排斥对儿童的伤害是最大的。

    孩子们的营养是另一个问题。艾滋病儿童家庭大多贫困，儿童的营养无法保证。

    而2009年3月6日民政部颁发的文件：《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09〕26号)，至今未得到有效落实。

    袁文莉和同伴们呼吁，民政部要加快和财政部的协调，尽快落实资金落实文件，使孩子们尽早享受到国家的政策和温暖。

    除了儿童，艾滋病女性感染者也需要更多的关怀，尤其是作为女性的特殊需求，如女用安全套的提供、女性妇科病的检查和治疗等。

    “女性感染者会比男性遭受更多的歧视和污名，承担更多的压力，甚至因感染而遭受更多的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同时，还要承担照顾家庭其他成员的工作。”袁文莉说。

    袁文莉身边有一些幸运的女性感染者。她们感染状况发现较早，得到了规范的治疗，身体状况良好。并通过国家政策或个人努力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也慢慢从心理上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她们成为了志愿者。用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帮助和自己一样命运的人，帮助她们走过最艰难的阶段。

    感染者需要的是来自医生的更好的治疗、来自法律的无歧视环境、来自政府的更好的关怀政策，她们不需要正常人的特殊对待。

    “健康的身体、一定的物质保障、家庭的接纳、社区的支持是心态良好的保证。可以促使她们尽快放下包袱，更好地去寻求新的希望和未来。”袁文莉说。（廉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