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制度下的立法机关，并不单纯是一个表决机关，更关键的是它要通过对民意的沟通整合，最终构建出一种使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和谐相处的制度框架。”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历经多次审议最终被高票通过的《物权法》，可谓是对这一法治精神的深入贯彻。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立法史，由于《物权法》涉及的利益群体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其导致的意见对立也尤为突出。在前后的七次审议中，《物权法》姓资姓社的问题、企业家原罪的问题、强制拆迁的问题，都深处争议旋涡。但正是这些争议，促成了民意的切实沟通，成为我国《物权法》更具现实基础的推动力量。

《物权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财产法，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与《合同法》一起被称为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建国58年来，我们终于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对产权的归属做了清晰而大胆的界定，这是一个伟大旅程的开始。当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是停滞不前的，《物权法》只有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完善、不断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其“经济宪法”的价值。

《物权法》体现了多少民生关照？

记者：本届人大的一个立法宗旨就是“民生，平等”，那么《物权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问题？《物权法》对老百姓权利的保护程度到底有多大？

张星水：“国计民生”是本次两会的重点，尤其是今年，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任务主要就是“社会法”方面的立法，如“再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社保基金的监管”等。《物权法》的通过等于是为此开了一个好头。

虽然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已经加入了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受到平等保护的原则，但是，由于我国宪法没有司法化，没有违宪审查的机制，可操作性较差。而《物权法》出台后，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做出了具体规定，法律依据进一步明确，对老百姓权利的维护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发展的初期，受到当时政策的限制，必须与政府合作。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仅止于挂靠，他们顶着集体主义的红帽子，实质上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营好了，主管单位就可以通过换掉企业负责人的方式拿走企业财产，而被撤掉的企业负责人，实质上是企业真正的所有人。即使启动了司法程序，由于没有《物权法》的保护，最终也会败诉，丧失掉司法救济的机会。

这类“红帽子”企业是一个历史现象，涉及到的财产数额也很大。《物权法》通过后，对他们的权利会是一种保护。

尹田：如果说《物权法》的民生意义，我认为首先其制定遵循了对财产一体化平等保护的原则，确认了“在财产保护问题上不存在特权”的理念。在以前，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高于个人财产，导致国家权力没有“边界”，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条件。《物权法》颁布后，个人财产可以与国家财产一样受到平等保护，从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其次，考虑到个人的弱势地位，《物权法》安排了很多个人财产保护的具体制度，对老百姓的利益做了着重的考虑，在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平衡与和谐。

不过，《物权法》也没有就所有财产关系的问题给予彻底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还处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结束，很多问题的处理还缺少一种社会的基本认同。

如“农村土地所有人”的问题，以前农村组织集体生产时有“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可以是所有人。但人民公社解散后，土地被农民承包，但所有人到底是谁并没有解决。

再如“拆迁补偿”问题，利益冲突很激烈。以前的法律规定要“合理补偿”，但什么叫合理本身就很模糊。现在《物权法》规定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偿，等于是也没有确定，留待到以后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定。

《物权法》能约束政府的“权力边界”吗？

记者：人们对《物权法》的如饥似渴，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权力对物权的超越与践踏”。即使在《物权法》通过的今天，人们仍担心，在行政权力过重的社会结构中，一部《物权法》能在多大程度上确认或者规划政府的“权力边界”？

辜勤华：《物权法》的通过，对物权持有人的地位给予了法律上的确认，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当行政权力影响普通老百姓时，老百姓可以利用物权来抗衡行政权力。二是当行政权力打着公共利益的牌子进行征收征用的时候，作为所有权人的老百姓，可以质疑其公共征用的必要性，或将不合理的补偿诉诸法律要求合理补偿。

不过，中国的老百姓要真正在实践中享受到这样的“物权”待遇，《物权法》只是开了一个头，更多地还需要一个社会体制给予保障。在美国，政府征地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评估不单纯涉及当地的法律法规，也不只是经济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取得纳税人的信任。所以，征用一定会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在中国，如果对政府官员的考量仍然只限于业绩的话，征用与公共利益就很难不形成矛盾。

张星水：近几年的法律研究与司法实践都遇到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就是政府的“权力边界”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任意解释并扩大权力的范围，侵犯企业（法人）以及公民个人的利益。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但并未形成一个良好的限制机制。《物权法》的通过，有利于为这一限制机制建立起一个基础性的平台。

辜勤华：套用一句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府的“权力边界”也一定会有浓重的时代色彩。所以，有人才会说，这次通过的《物权法》是一部工业经济时代的《物权法》，这样一部《物权法》，它对政府“权力边界”的限制，也就充满这个时代的特色。

拿最重要的不动产“土地”来说，我们还不能把土地作为商品，我们只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现在《物权法》确认了房屋土地使用权70年到期可自动免费续期，解决了困扰人们心头很久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政府一定考虑清楚了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使用费可以不收，但等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征收“土地使用税”。那个时候，就是政府解决清了眼前问题，真正考虑“物尽其用”的时候，也会是《物权法》的设计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时候。

《物权法》会引发“原罪赦免”？

记者：很多人担心，《物权法》通过之后，会对国资改革与社会变革背景下的“企业家原罪”问题给予保护或赦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辜勤华：原罪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那个时候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就不是犯罪；现在的法律规定属于犯罪的，也不能对法律颁布以前的发生行为进行追究，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

如果是在现行法律颁布之后进行的犯罪行为，这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国家刑法规定，追溯是没有时效限制的。如你在银行非法放贷了，那么到你退休了，查出来还是要追究你的责任。而且，涉及侵吞国资的问题，追溯时效也是终生的。

尹田：我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或者是缺少基本的知识。因为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对不法财产进行保护，这是常识。

过去《物权法》上有这样一个条文，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些财产，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是非法所得，那么就推定有权利受到保护。这时，就有人担心，如果是贪官污吏的非法所得，这些贪官污吏手段狡猾，一时找不到证据证明是非法所得，那么就推定它有权利受到保护，这样就把所有非法财产变成了受到保护的合法财产。

这种想法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假想当成了事实。这就好比你拥有一件财产，如果你的这个财产被别人抢夺，你是否也需要说明这个财产的合法来源才会受到保护？

这种对你拥有的财产作出“合法来源”的推定，目的在于“恢复秩序”。就像著名的“无罪推定”理念一样，在证明你的财产是非法财产之前，都会受到保护。

如果你非要假定“每个官吏或者富人的财产都有问题”，那就是进入了观念上的误区。因为法律遵循的是证据，而不是假定，要用事实说话。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借这样的说法反对保护私人财产，反对经济体制改革，借老百姓的误解来推迟甚至影响《物权法》的通过。

透过这个误解来看，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概念，就是“取得时效”，指的是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超过一定期限，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情况下，自动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按照国外的《物权法》来说，这种占有一般时间很长，动产要5年，10年，不动产要经过20年。我国《物权法》对“取得时效”没有进行规定。

不过，即使是这样的规定，大家也不必担心。因为《物权法》所认为的合法取得，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公开地非暴力地占有超过一定时期，二是权利人要从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起一定时间（5年）没有进行主张。这对于国家财产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哪里会有一个人公开地非法占有国家财产而不受到处理的？而如果是秘密地占有，就不可能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