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47位爱国青年被打死，伤者数百人。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为什么会发生？这与苏联有关。
苏联支持冯玉祥起事
从现在解密的史料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
政策，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畏惧和警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无论是促进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支持北方的冯玉祥起事，大多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 1925年春，鲍罗廷说服了驻扎在北京一带的冯玉祥，鼓动其发动“革命”，并向其提供大量武器。
大沽口事件
1926年，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列强的最后通牒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苏联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
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上午，组织了有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