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毛泽东与中央     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左一）交谈

     由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资深记者李洁撰写的《文武北洋》，写了1912到1928年间的多个 历史风云人物，引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记录了作者对民国初期，亦即“北洋军阀时代”的寻找与发现。本版内容即摘自该书。

   “孙中山”这个名字是章士钊起的

    有谁知晓，“孙中山”这个响遏行云的名字竟是章士钊给起的！本来，孙文博士常年奔走海外反清排满，被清廷视为洪水猛兽，故其名字前加了“氵”，成了“孙汶”（晚清的统治者爱弄这类小把戏，比如把吴越改成了吴樾），而国内一般民众并不知孙先生之真实面目。章士钊得到孙先生的日本友人写的一本介绍其革命活动的书后，立即着手翻译并向国人强力推介。当时孙先生正在日本，为方便秘密工作，为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叫“中山樵”。章氏日语水平有限，翻译时误将孙氏的姓与中山的名缀在了一起。却不料，孙文将错就错，由此革命先驱者“孙中山”的大名传遍了海内外。

    对袁世凯“恩将仇报”

    1912年秋，章士钊自上海初抵京城，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见到了赏识自己的大总统袁世凯。老袁也真够意思，竟让章士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此后半年，时常召见，甚至还曾邀其共餐。

    老袁安知士钊之志哉？1913年3月20日晚，章士钊正在总统家里与袁共进晚餐时，他在日本的旧友、国民党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的电报传来。袁正是暗杀的主谋，便拿着电报叹：“遁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章士钊听出了话外音，第二天即逃往上海。在上海的家中，他宴请了孙中山等人，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的檄文即出自章士钊之笔。

    讨袁失败后，1914年，他流亡日本，创办了以反袁为主旨的杂志《甲寅》。

    《甲寅》与陈独秀、李大钊

    早在南京陆师学堂当学生时，章士钊就认识了皖籍志士陈仲甫，第二年他又与陈在上海饿着肚子办报。他和陈不但不出门，连头也不洗，衣也不换了。终于，有一天早晨见到陈衣服上星星一样繁多的虱子后，他忍不住惊呼起来！后来，他俩又一道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而仲甫先生正是在他的《甲寅》上刊发文章时，首度启用了“独秀”的笔名。

    而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相识也很有意思。某天，《甲寅》收到一篇论文，章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欧公，即宋代大家欧阳修。章士钊便写信请这位李守常来见。从此，两人成了“从无间断”的好友。

    回国后，他把年轻的李大钊介绍到《晨报》当编辑和到北大当图书馆主任。他的夫人吴弱男是大钊女儿的干妈，而大钊则是他儿子们的课外老师。两家夫人也互相有来往。

    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章士钊又将同窗好友杨昌济（杨开慧之父）介绍来北大教伦理学，而杨又把投奔自己的大弟子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

    杨昌济曾写信向章士钊郑重介绍过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一定会让章士钊格外留意，而在李大钊那儿默默工作着的同乡后生的表现也给他留下良好印象，所以，当毛泽东开口向他借两万元之巨的银元时，他没有让对方失望（尽管他是在八十岁以后才知那笔巨款被毛用于湖南的共产党活动和留法同志身上的）。

    1964年，毛忽然提议要向“行老”还债，每年还两千元，为期十年，且说到做到。直至章士钊谢世，这场旷日持久的欠账才算了结。

    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关照似乎超过了对任何外人，章士钊也因之享尽主席的恩荫，他的女儿也因这层关系，从一个普通的大学青年教师成为毛的身边人，进而成为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老人也清楚，只有毛本人才能让其免遭灾祸，所以无论“五七反右”还是“六六文革”，大祸将临时，他总是秉笔上书“润公主席阁下”。而当年的毛润之也真的就对他网开一面，让周恩来妥善保护了他。甚至在善良而迂拙的章氏写信请求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时，毛竟也耐着性子回了亲笔信解释。

    毛泽东对这位乡贤实在是够客气的了！

    周恩来对章士钊当年的关照也一直不忘。他不光能整段地背诵章氏早年发表的诗，而且还对章含之讲过当年在欧洲时的一段往事：

    章士钊第二次赴欧洲考察之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与周恩来在巴黎找到章士钊，托其将一部印刷机带给德国的朱德。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曾在北大就读，为章士钊的学生。因法国当局已接到北京政府的通知，对这帮来自东方的热心于政治活动的青年格外留神，所以，这笔货运业务是不可能办理的。而章身为中国要人，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便顺手帮了中共一把，走前还留给青年共产党领袖们一千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