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到40岁时才写出他第一首关心民间疾苦的直面现实之作《兵车行》；不久，又创作了另一名篇《丽人行》。这两首诗对于杜甫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前者谴责了唐明皇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后者鞭挞了杨氏姊妹骄奢荒淫的糜烂生活。“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 嗔”，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当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身边的丞相和贵妃，这在中国诗史上实为罕见。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正是在这不惑之年，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在这之前，他的诗作大都是咏叹个人际遇与赞美大好河山的，其中虽不乏佳句，但却未曾走进现实、走向人民。在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40岁以前的诗作仅有五十几首——当然，40岁以前他写下的绝不仅仅是这个数，但能留存下的只有这么多。我们常爱说诗歌属于青春，属于青年；杜甫却显然是个例外，他旺盛而有价值的诗歌生命分明是从40岁才开始。40岁，这在古代已算是步入老年了。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时，年仅39岁；杜甫虚龄40岁时，亦自称为“少陵野老”。也正是从这不惑之年起，杜少陵开始以耀眼的光芒彪炳史册，一页页写下中国的“诗史”，一步步成为诗史上的“诗圣”。

    中国的文人，或曰士人，我们姑且称其为“知识分子”，其人生坐标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途径便是做官，“学而优则仕”是也。但仕不了怎么办？“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只能化作南柯一梦。因此，在历史上，中国的文人始终是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希图在儒法与老庄之间左右逢源。所谓“入世”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谓“出世”则是“穷则独善其身”，或放浪江湖，或结庐人境。但“入世”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首项选择，“学而优则仕”，不仕读那么些书干什么？何况对于“读书破万卷”的诗人呢？再说不仕他们又能干什么又会干什么？迁居成都后，杜甫的生活一度安定下来，但他依旧“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说起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很可悲的，他们除了吃“俸”之外，再难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和范进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杜甫呢，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他当然更是把科举仕途建功立业放在第一位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正是这抱负的逼真写照。遗憾的是他未能如愿，纵使才高八斗，也难逃落第的厄运。但他并不死心，殚精竭虑削尖脑袋往上钻。趁皇家举行祭祀大典的机会，向玄宗进献了三篇大礼赋。说是玄宗颇为赞赏，无奈李林甫从中作梗，从此没了下文。直到他46岁才在肃宗面前讨了个左拾遗——一个从八品的小官（相当于副科级吧），皇帝身边的一个小点缀罢了。

    然而官再小也是个官，何况还在皇帝身边。比照一下杜甫求职、在职与去职时的诗作，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他一心仕进时，不仅向皇上进赋，还向一些达官显贵投诗，颂扬他们的功业，诉说自己的窘况，为求一官半职竟到了不择手段甚而有些下作的地步，而当他求仕落空，衣食无着时，这才写出“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才使他把目光从庙堂转向民间，由权贵转向百姓，才清醒地看到他所生活的“开元天宝”不过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地狱。而当他终于得仕，身为左拾遗后，闲散的官吏生活，又使他忘记了“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的困厄整日与朝廷命官并肩出入，互相唱和，在曲江头典衣买酒，好不快活。此时此刻，他的眼里只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他的心中更是“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了。幸亏他在肃宗身边只呆了一年多点（期间还有两个多月被肃宗打发回州探亲），否则，整天沉湎于“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的境地，他从《兵车行》开始，六七年来所开辟的诗的疆土，岂不将沦陷在左拾遗这一官位上？他的遭贬，他的永别长安，尽管心境落寞凄凉，却守住了一个诗人的良知。他终于回到了人民中间，一年之后，写出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与《三别》。这六首诗浓缩了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人民的不幸与痛苦，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和因此而加剧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我们不妨说，正是“安史之乱”成就了杜甫这一伟大的诗人。

    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杜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颠沛流离的生活把他推向了满目疮痍的国土和水深火热的人民，使他经历了与战乱中底层百姓相同的命运。“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个人的遭遇已经跟国家、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杜甫的诗，我特别喜爱这首，其思想内涵与艺术造诣，都堪称杜诗中的扛鼎之作。“国家不幸诗家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阐释，那就是战乱期间，皇权的权威遭到严重的挑战，专制极权禁锢得不再那么严酷，也严酷不起来，诗人终于可以坦言自己的心声了。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手段无外乎镇压与收买两种。镇压，即是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直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收买，则是从春秋战国的诸侯养士到历代王朝的科举取士。在镇压与收买这二者中间，知识分子当然愿意接受后者，甚至趋之若鹜，巴不得恨不能早日“货与帝王家”。哪有放着高职称高工资高待遇不要的！跻身权贵，博得个封妻荫子本来就是他们的梦寐以求。唐朝在它“长治久安”的时代，相对要开明一些，更乐意采纳收买的方式。用唐太宗的话说，就是让“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然而，一旦战乱频仍，最高统治者的这一硬一软的两手都无法施展：连自己的皇位都无暇顾及，还顾得上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这无疑就给一些卓尔不群的知识者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明清两朝，其文化统治都是够暴虐的，但明末清初却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而杜甫则是在辗转迁移的动乱生活中，获得了心灵的自由。没了皇恩的眷顾，也就少了体制的掣肘。他的诗是越写越多，诗艺也越来越精。“忆在潼关诗兴多”，说的正是他远离朝廷给他带来的创作丰收。

    诚然，身为“奉儒守官”的官宦人家后裔，杜甫自始至终是把“明君忠臣”当作他理想的政治境界。这可以从他入蜀后反复歌咏诸葛亮的诗为证。只是他从未蒙受过知遇之恩，自然也就无从报答。倒是与流离失所的广大民众感同身受的生活，唤醒了他的良知，使他敢于直面现实，描绘出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巨幅画卷；从而也使他免于沦落成一个宫廷的吹鼓手，而成为一个人民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