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治下重庆警察增长2倍 投资百亿建项目

2012年1月20日，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副总警监王立军慰问干警。（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8月16日，重庆市人民广场，重庆交巡警女子特勤支队。（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1年1月3日早上，重庆人民广场，女交巡警身穿王立军设计的红色雨衣举行勤务出发仪式。（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钱从何来

    这些巨大的投资来自何处？

   

 第一来源是财政。2010年7月12日，王立军在内部会议上说：“这两年多财政对公安的投入近200亿元，这还不算区县的配套投资，不算校警30亿元的投资。从去年到今年，公安的经费占了重庆市总体财政的7%，高于任何省市。”2011年9月，他又说，这一比例已经扩大到13%。

    仔细研究重庆市2009年－2012年间的市级财政预算，这四年的公共安全支出(以公安为主，还包括司法、法院等机关)分别为25.3亿元、26.8亿元、32.1亿元和38.9亿元，仅占市级预算的6%左右。不过，从历年重庆市财政预算说明即可见重庆公安系统占据的特殊位置，整个公安系统获得的财政拨款，远超于此。

    比如2009年，重庆财政安排资金53.4亿元维护安全稳定，主要用于增强政法部门处突安保、反恐应急、抢险救援和案件审理能力。

    2010年，重庆市投入30.2亿元，健全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体系，支持“打黑除恶”、反恐应急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

    2011年，重庆又安排127亿元保障公共服务管理，其中包括巩固基层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增强装备及办案能力；支持新建200个交巡警平台和高层建筑消防设施建设；保障反恐和应急救援装备投入等。

    2012年，重庆安排142亿元加强社会服务管理，包括支持政法机关装备、信息化建设，增强社会应急管理能力，此外还包括加大刑事案件侦破和反恐、维稳、处突等经费投入。

    2012年的预算还专门筹集7.9亿元，拓展交巡警平台，完善校园安保长效机制，加快阳光政法系统和应急联动防控体系数字化工程建设。这几项，分别对应王立军主导的交巡警改革、校警改革、阳光警务系统和平安重庆数字化工程。

    不仅如此，财政之外，重庆市公安局还有从区县要来的资金和“免费午餐”。

    比如，2010年7月16日，王立军在第一次行政办公警示会上说，“好多事我们不花钱，还是从各个区要来的钱。”这些要来的钱，主要用于食堂、英烈基金和“打黑”所需资金。2010年7月20日，他又说，“我们新启用印刷厂那块地盖培训中心，这个地和房都是‘零投入’拿到的。”

    社会捐赠也是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例如，警察英烈基金成立不久，就收到“捐赠”1亿多元，主要来自企业界。除了重庆本土企业，还有外地机构和企业，如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联合北京天地阳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向重庆市公安局捐献警用设备物资，包括警车、信息设备等。

    其中还有“半胁迫式”的募捐。2009年3月18日，在重庆市警察协会特邀研究员联络员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王立军说：“前两天，银行行长、移动公司老总、保险公司老总来警局，我说不要总拿公安机关当雷锋，都必须为警察英烈基金作出一点贡献。”他原计划买警用直升机，但转念一想，“今后谁要建设航空旅游基地，我们就借他的飞机，就可以省钱。”

    除此之外，王立军还设想使用上市作为融资手段。据《南都周刊》报道，2011年9月，王立军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时提及，等到保安公司上市后，要拿出15亿元成立“警察人民公社”。

    “自许权力”

    公安局长这一行政职务的权力，被王立军发挥到极致。他不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独尊，而且将吸金能力视为其权力来源之一，在社会经济事务上也干涉至深。

    2010年，重庆最大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的两家——重庆易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南华中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均因涉嫌串通招投标等罪名被捕。这两家企业都参与了重庆市公安局的金盾工程等项目。

    王立军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易联一案起因时说：“这次易联公司的塌方式犯罪，我早有预见。他们的通讯器材、设备维护、招标投标、员工都有问题。一年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这么做，那就对不起，从负责人到会计到相关工作人员，都采取措施。”

    如果说，基于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执法权力而产生的“合法伤害权”，还在其自由裁量范围内，那么其逾越行政权力而深度介入经济事务，则突破了权力的基本底线。

    当他以重庆市公安局作为股东组建重庆市保安集团，并以后者为主要平台来整编全市保安力量时，王立军既违反了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也违反了2009年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面对质疑时，他的回答是“当权不让”，对不配合的要“立即处理”。

    这种“当权不让”，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介公安局长的法定权力范畴，而是在“一把手”机制下的“自许权力”。不唯如此，这一“自许权力”和“法定权力”联手，使其在经济事务上为所欲为，从而摧毁了市场对权力边界的原有期许：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中，公安局和专案组不仅从中渔利，还主导了涉案企业的资产和命运。在王氏“打黑”和强势国资的双重挟制下，过去五年，作为市场基石的重庆本地民营企业可谓经历了“冰河时期”。如今薄王已去，拨乱反正，尽管重庆一再强调对民营企业的重视，但对于当地民营企业来说，重建信心之路，仍需时日。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