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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贫困县妇女乘血船卖血 固定血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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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闻网 2009-11-04 07:38:37 中国青年报 现有新闻评论    新闻报料

8月18日,在油坊沟码头等船的人们

    “他们都是遭罪的人!”

    高从芬的娘家就在杨家沟村。有关她这些年“卖血供儿子读书”的事,周文芬等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圆几十里内的抽血者,她们差不多能一一道来。毕竟,大家常坐同一条船,做同样的事情。

    在往孙家湾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来越多,在“血头”的带领下,30多人决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这条船就会从距高从芬家不远

的韩家洲出发,装着一船人,直奔血浆站。

    在汉水流经的郧县县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这3条在特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时间,它们载着一批相对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点与终点。其他数千名供血浆者,则通过血浆站专门购置的班车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指着臂弯处大小不一的针眼,高从芬反问道,“你说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

    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就得5000元,从高中起,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老两口抽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

    可一切都非这个乡下女人所能预料。儿子不仅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而且后来还被同学骗进一个传销窝点。

    对方打来电话,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你现在就是啃他骨头吃他肉,我也没办法。”高从芬告诉对方,“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她们都是遭难的人。”老谢说。

    十年来,河水或汹涌激荡,或静静流淌,作为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独这条船风雨不变,给大河两岸的山里人,带来不少方便。老谢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

    爬过3个小山头,穿过山顶的松树林、山脚下的稻田和河滩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终于赶到了河边。这时天色微亮,刚好6点。

    “等等她们吧!”刘开连对老谢说。同村另外4个抽血的女人,还走在半山腰上。

    “这些人都是搞那个的。”一个过河的女人对身边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机轰鸣,对方没听清楚,说话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时斜了斜眼睛瞅着刘开连她们,压低嗓门儿说,“卖血的!”

    差不多10分钟后,船开了,10个乘客,7个是去“搞那个的”。

    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

    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

    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船舱逼仄而空气污浊。周文芬想钻出舱透气,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来,她不敢淋雨,只好钻了回去。

    这一船人里,有30来个是“搞那个的”,每人进城收3块,返程收1块。价格是“血头”跟老谢讲的,“血头”坐船时,老谢不收钱。

    “我咋敢跟血头要钱,他要是带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儿装人?”这笔账,老谢算得很清楚。

    47岁的龚传海便享受着免费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血头”,每次都在油坊沟码头上船。

    与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每介绍一个新人,采三次血浆后,血站会给龚传海20元“劳心费”。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浆,介绍人会提成一块钱。表现好的介绍人,在年底还会有奖励。去年,龚传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浆站奖给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龚传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绍下去的血浆站。那是2000年,他连续去了三次,但都没“抽血”,“总感觉丢人”。

    可家里每年上缴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头,地里收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家里不仅没粮可吃,还得花一大笔钱给妻子做手术。

    第四次去血浆站后,龚传海决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献血浆”而非“卖血浆”。这个方圆几个村子里最早“搞那个的”人,听到别人说“卖血浆”,往往不高兴,并且会声明“我们这是献血浆”。

    同样不高兴的,还有血浆站站长李光成。

    “我只要听到‘卖血浆’,心里就老不高兴。”他强调,“人家的奉献远远不止100多块钱。”这位站长要求他的护士,在采集完血浆后,不能将血浆袋随手扔在台子上,“这样会给人家造成心理创伤”。他还建议护士最好双手轻轻放下袋子,最后还要向供血浆者说一声感谢。

    在李光成看来,“献血浆”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们眼中,是种“难以接受的行为”。

    “狗日的,肯定卖血去了,血卖了卖油,油卖了卖骨头。”看见龚传海回来,村里一位老人随口骂道。

    早期,血浆站曾奖励过龚传海一副对联和门画,但他不敢往门上贴。上中学的儿子,曾劝他别献了。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他把儿子给噎了回去。

    每次进城,龚传海都会换一身稍新的干净衣服,回来后,妻子会给他炖碗鸡蛋糕,或是煮个鸡蛋,他还会喝一杯黄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已有几十个人找过龚传海,希望他介绍他们去献血浆。有些身体不合格的,还试图找他去疏通关系。

    “没钱使嘛,你不献?总不能坐吃山空吧?”龚传海说,村民们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闲坐着也是坐着,献了还有100多块钱。”

    偶尔,这个“血头”也会一声叹息,他发现,村子里有手艺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没什么手艺,“只能做这两头不见天的事”。

    但他时常也会安慰自己,“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们家经常需要到处讨饭吃。坐在23年前结婚时盖的土房里,他会与家人一起“忆苦思甜”。

    然后,每隔一周的周四,他会赶十几里山路,去坐老谢的船进城。与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头”,老谢不会收他的路费,他能多挣4块钱。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离终点约15分钟航程时,船抛锚了。

    柴油机发生了故障。船开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阵骚动,经过近5分钟抢修,船得以前行。

    尚未开出10米,机器再次熄火。幸运的是,风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颠簸漂流了更长一段距离后,船终于靠岸。

    与此同时,河对岸县城的上空,飞起片片烟花,这让这一次抛锚,变得不再那么沉闷。绚丽的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里,整整响了五六分钟。

    烟花过后,船重新启程。老谢从船头的乘客开始,挨个收路费。卖菜的农民们,抱怨他耽误了他们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搞那个的”人们,则大多默不作声。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船舱,周文芬她们也被裹挟在这条匆忙的队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们也成了脚步最匆匆的一队人。靠近血浆站大门时,他们几乎都跑了起来,以便排到一个靠前的号。

    他们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误的那一个小时了。

    周文芬走进候采厅时,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1-220号准备交卡”,她们以前看到的是“1-120号准备交卡”。刘开连排在313号,周文芬虽然是304号,但她最近几次没来,需要先做体检。

    她坐着等待体检结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个老家在城郊农村的女人坐在那里等待体检结果。男人在城里做小生意,这个女人在家带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孩子开学上小学二年级,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费。听说卖一次血浆有160多块钱,她早上8点就来做了体检。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会儿,她就会怯生生地向身边不同的人问一遍。

    血浆站大楼门口,挂着“郧县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和“郧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闲聊着家长里短,或玩纸牌游戏“斗地主”,或伸着脑袋围观,还有人舔着价格在两毛到五毛不等的绿色棒棒糖,以便获取糖分补充能量。他们都是刚刚采完血浆的农民。

    不少人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进城的。孩子们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锅巴。血浆站大楼下依次开着11家小店,其中9家卖副食和百货。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在离大楼门口最远的一家店里,店老板说。

    5毛钱的冰雪牌绿豆冰棒,一袋装两根。不少父母喜欢买,一根给孩子,一根自己吃。不过,抽完血后,他们才能吃,因为血头早已交代过,“抽血之前,不能吃豆类食品”。

    吃完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浆站的班车送他们回乡下的时间了。为了赶上班车,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点就得起床。

    但这班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坐。来自城郊农村的一个黄衣女人,是自己骑摩托车来的,班车不经过她家。这个排在131号的女人,一边逗儿子,一边等候工作人员喊自己的名字。

    在她身后,是大柳乡的一个“血头”。他夹着黑色公文包,大声向一个同乡男子交代注意事项。“抽血前,肉不能吃,黄豆、绿豆也不能吃,还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后,“血头”嘱咐男子抽完血后,不要在城里乱跑,以免误了班车。

    而楼下,抽完血的人们,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车。有买了鱼和喷雾器的男人,也有买了一塑料袋苹果、一个铝合金盆或几袋盐的女人。

    不过,周文芬并不羡慕这些有免费班车可坐的人。因为坐班车的人,血浆站不给发路费;坐船的人,则可以领到路费8元,而老谢只收4元。这样,同样一袋血浆,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车的人多赚4块钱。

    赚钱的过程,还是和往常一样,针头刺进血管时,周文芬便有些发晕。当袋子被血浆充满,机器停止运转时,她几乎晕厥。

    那168元钱,是刘开连代她领的。然后,她被刘开连和桂芳搀扶到二楼食堂。她们把那根黄瓜分着吃了。等她们拿着采血浆的小票,免费在食堂里喝了点粥,吃了点馒头后,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半。

    “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船将在两点返程。考虑到周文芬的身体状况,3个女人决定花5元钱坐出租车。

    这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奢侈”的选择。对高从芬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她第一次到血浆站,是跟老董顺着公路走到县城的,花费了4个多小时。

    由于很少缺勤,老董曾被郧县血浆站组织参加“献血浆”宣传活动。2007年“世界献血日”,恰逢郧县血浆站建站10周年,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

    血浆站组织供血浆者排练小品,告诉人们“抽血对身体没影响”,还发给每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我献浆,我健康”。老董的任务,是打着“献浆光荣”的标语,喊着口号,跟随队伍在街道上游行。

    “丢人,哪是光荣!”高从芬说。她怕别人笑话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曾试图洗掉T恤衫背后那六个字。

    结果证明,她纯属徒劳,那几个字至今依稀可见。这也让那件T恤衫从此长卧箱底,穿了那一天后,老董再也没穿过。

    “说到底就是人家给你点钱,不算啥子光荣不光荣。”老董对妻子的说法,并不完全赞同。他家原本在村里还算不错,因为孩子上学,反倒“成了最穷的”。

    更何况,他们眼下正需要钱盖新房子。老房子已弱不禁风,高从芬常常用卫生纸塞住耳朵睡觉,夜里刮风时,她听着害怕。有一次,大风过后,娘家弟弟打来电话一直没人接。他担心姐姐家房子被风吹塌,第二天专程前去查看,发现没人在家。

    高从芬回家后,发现弟弟在门上用黑炭写下“三姐,你不要抽血了”。

    “不让抽血了,你供我们娃子读书啊?”当天晚上,给弟弟打电话时,高从芬开口就是这句话。

    尽管献浆卡上的“献浆须知”第四条规定。妇女月经期暂不能供浆,但高从芬顾不上这些。挖地基借的两万块钱,他们得靠抽血慢慢还。

    有时候,这个女人反倒会劝丈夫少去几次。在她看来,“家里面总得有人撑着”,“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周文芬也是这么劝丈夫老高的。她曾和老高一起到血浆站,最终她还是没让丈夫抽。2008年,周文芬抽血浆再加上老高种地,一共攒下了2000多块钱。她为自己和丈夫各买了一副850元的棺材,剩下的1000多块钱,她让儿子拿去给孙子治病。

    她曾去医院找到医生。“我孙子如果用得上我的血,我给他输。”她告诉医生。

    “医生说不行,配不上。”站在自家的麦秸堆前,这个乡下女人边说边抹眼泪。

    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找老谢要杯热水

    从家到血站的这段航程,周文芬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对自己的血浆流出身体后的历程,周文芬们却所知甚少。

    这天,从周文芬身上抽出的这袋血浆,会和其他69袋血浆一起,被放到零下50摄氏度的冷冻库里,大约半小时后,这些血浆就会冻成冰块。然后,它们会被运入零下30摄氏度的冷冻库,保存一个月,等待武汉过来的货车。

    这些血浆被拉到武汉之后,每袋大约可以制成一支半的人血白蛋白,据说每支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600元左右。如此算来,一袋血浆最终创造出的金钱价值,大约850元。当然,或许只是个巧合,这与周文芳买的棺材同价。

    但现在,周文芬只能带着168块钱,坐上这条回程的“血船”。

    这天下午2点,坐在船舱里,周文芬呆呆地望着平静无比的江面。身后的黄色背包里,有一个空水杯。在血浆站,她用它来接开水。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用它找老谢要杯热水。

    对这些要开水喝的乘客,老谢有求必应。他知道,这些乘船的女人,把血浆留在城里后,还要坐他的船回到农村,等待下一次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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