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难忘场景

　　撒纸钱（出自《茶馆》）

　　1958年焦菊隐导演的话剧《茶馆》，创造了话剧表演史上的诸多经典段落，尤以结尾处的三位老人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幕挽歌更具撼人心魄之效，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斜照下来，王掌柜转身 进里间上吊自尽，让观众永难忘怀。结尾这幕戏，是饰演王掌柜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与老舍共同完成的。现在这一段已经几乎是《茶馆》里最出彩的一段。

　　“爆炸吧！”（出自《屈原》）

　　“皖南事变”后，郭沫若的《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上演，金山、张瑞芳、白杨等众星荟萃。由金山扮演屈原的《雷电颂》回响在剧院内时，全场观众都禁不住同声颂和：“爆炸吧，爆炸吧，你从云头上滚下来吧！”。这一经典剧词脍炙人口，老少皆知。人们借屈原之口，发泄对黑暗统治的愤怒。连人力车夫受到屈辱之后，也会喊几声“爆炸吧！”他们不一定看过《屈原》，却知道这吼声是对不公道的抗议。1941年首演的这个版本，在婵娟的优美琴声下，屈原面对橘树吟咏《橘颂》以及尾声中高声朗读《雷电颂》的情景，都是话剧百年的经典段落。

　　深吻挚爱头颅（出自《莎乐美》）

　　1929年7月，南国社演出王尔德的著名剧作《莎乐美》，主演余珊饰演莎乐美，一个求爱不得，不惜杀死至爱之人先知约翰，以求深吻其头颅的女性，剧中，余珊手捧金焰经过化妆的头颅，深情凝视，成为最早震撼感情保守、封闭的中国观众的一幕。

　　把弄堂搬上舞台（出自《上海屋檐下》）

　　1939年1月，《上海屋檐下》在重庆上演。夏衍不仅把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了话剧的舞台，更把小市民生活的弄堂也完整复制到舞台上。《上海屋檐下》将舞台布景由原来的平面布景改为立体布景，构造出30年代上海“弄堂房子”的舞台意境和视觉效果，再挂上许多老式道具——淘箩、棉布旗袍、竹篓、雕花方桌、旧瓷茶壶、烟壶、软帽、黄铜脸盆……这些做法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

　　“太平通宝”大铜钱（出自《升官图》）

　　以一张放大的钞票作为整个舞台的台框，又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放置了一枚巨大的铸有“太平通宝”字样的铜钱，中间的钱眼成为连接舞台内外的通道，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僚们便在这钱眼里忙碌进出，呈现出强烈的象征意味。这是1946年黄佐临导演、陈白尘编剧的现代讽刺喜剧高峰《升官图》中的一幕。这出戏被誉为“新官场现形记”。

　　扎红头绳（出自《白毛女》）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当还是个小姑娘的郭兰英，在话剧舞台上出演第一代“喜儿”的时候，杨白劳在大年夜给喜儿扎上红头绳的经典片段就深深地留在了中国观众的脑海之中。多年以来，“红头绳”变成伴随《白毛女》长大的几代人心目中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一种理想，一种情意结。

　　“假如我是真的”（出自《假如我是真的》）

　　剧作家沙叶新1979年写了一个著名的剧本，题目就是《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取材于当时上海真实发生的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剧本还让李小璋在骗局被揭穿后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一句反问“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像一面现实社会的哈哈镜，道出了当时特权现象的实质，无可否认地增加了剧本的讽刺效果。

　　“去楼下取点奶酪”（出自《推销员之死》）

　　80年代初，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翻译、出演阿瑟·米勒的名作《推销员之死》的时候，各种声音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剧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威利却还拥有一台冰箱，当他回到家里，他妻子会说：“去楼下取点奶酪”。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在粉饰资本主义生活，他还受到某些同事的不公开指责。然而，1983年，顶着压力上演的《推销员之死》在演完最后一幕——威利为了使家庭获得一笔人寿保险费，不得已而在深夜驾车出外撞车身亡的场景时，全场一片寂静，沉默许久才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等待，还是放弃？（出自《等待戈多》）

　　四周是漆黑的墙壁。地上，几个方角的黄纸片，七八个石头堆着一颗小枯树。舞台布置简单而实用。从始至终，两张椅子，两个人，全剧只有他们的对话、讨论、推测、假设。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位叫戈多的神秘人士的到来，此人不断送来各种信息，表示马上要到，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了种种站不住脚的假设，认为他们的存在一定有某种意义，希望戈多能带来解释。这场戏是1987年孟京辉导演的荒诞派名作《等待戈多》，当年在北京人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年红极一时的《茶馆》和《四世同堂》。

　　人艺，一杆话剧的大旗

　　青春是一条河，人艺博物馆的演员墙，像一条星光闪耀的长河。能够接受采访的多为“老人家”，他们怀念的也是过去的老人艺，焦菊隐、曹禺、老舍的名字被频频提起，而对人艺现状与中青年演员多报以叹息，“厚古薄今”的情绪浓厚。“忆昔开元全盛日”，这也许正是当下话剧影响力衰微的一个写照。

　　“人艺”是中国话剧史上当之无愧泰山北斗，中国最优秀的话剧编导和演员绝大部分都在这儿，焦菊隐，林兆华、于是之、英若诚、濮存昕……正是他们独力支起中国话剧的大旗，中国最优秀的话剧也大多从这里诞生，一部部剧目让中国话剧在世界话剧史上有了自己的位置。在人艺，大师们创造过无数经典的镜框式舞台上，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对曹禺、老舍、田汉、焦菊隐、郭沫若等九位逝去话剧大师的记忆，犹如眼前淡逝的历史，再度被渐渐唤醒。人艺之于话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地标。

　　青岛，话剧的磨难与辉煌

　　在青岛，从中国第一个专业话剧团成立到现在，话剧和这个城市所构成的联系，成为这个城市一道有味道的文化风景。

　　日本侵占上海后，原中国人的电影制片厂关闭，许多电影演员改组话剧团演出话剧。郑重、李景波等人来青岛组织了一个中华剧艺社，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话剧团，皇宫剧场，作为中华剧艺社的专用剧场，是青岛历史上惟一一个专演话剧的剧场。这个剧场在青岛冠县路的东侧，进剧院大门为休息厅，左首一门进入剧场，北端便是舞台。

　　20世纪30年代，在青岛，话剧成为时尚，一种含混的国际化商业文化潮流开始慢慢形成。1913年，洪深考入清华大学，学校放假期间，他回到青岛，在崂山或市内居住。1915年他以崂山梨为启示，发表了第一个剧本《卖梨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洪深赴美国留学，学习化学。但他酷爱戏剧，也下了很大气力去学习，颇有收获。1922年洪深回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戏剧史上和电影史上光辉的战斗历程。1934年洪深再度回到了他生活过数年的青岛，就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教授《大学戏剧》、《小说选读》等课。教课之余他仍然从事戏剧研究和演出活动，创办了"山大剧社"，并对进步的学生社团"海鸥剧社"作热情指导。在此期间由他导演和主持的著名话剧《寄生草》演出，获得好评。

　　1956年中央文化部由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抽调50多名演职员，调往青岛成立了话剧团，让青岛话剧找到了前进的主方向。文革前十年是青岛话剧的辉煌时期，一出《敢想敢做的人》红遍大半个中国；话剧《红岩》在上海一演就是四个月；敬爱的周总理两次观看了独幕话剧《柜台》......文革结束后，舞台艺术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枫叶红了的时候》、《第二次握手》......青岛话剧团获得了各种国家大奖，为青岛的舞台艺术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巨变话剧出现了危机，戏很少有人看了。近20年来，青岛的话剧一直在探索着，奋斗着，青岛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剧目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文化新剧剧目奖"。

　　当历数中国话剧百年行进的脚印时，我们发现青岛在这个行列中留下的深深印痕。我们期待话剧在青岛走向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