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咸阳市委书记张立勇因亲自挂帅将足疗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而被人称为“足疗书记”。余波未了，山西省寿阳县又出现了一批“卖菜干部”——“红头文件”鼓励干部卖菜，书记县长带头，卖菜干部可以请假不上班，工资照发，收入归己，用卖菜考核干部，谁卖 得多，谁就可以被提拔（据《北京青年报》１２月９日报道）。

　　与“足疗书记”凭借一己之力繁荣当地洗脚行业一样，大批“卖菜干部”的出现也使寿阳县蔬菜市场空前繁荣，不仅取得了北京等２０多个大中城市的销售许可证，而且产品正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１６个省８６个县区，今年可望售出６．５亿公斤。不过，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背后，真正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行政力量的参与，如果抽出政府那只“有形的手”，这样的火爆场景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寿阳县副县长侯成元表示，政府最终要退出市场。那么，政府应当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出呢？更重要的是，政府退出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妨先来做一组对比。２０００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突破２０万亩，由于农民不熟悉市场行情，种出的菜适销不对路，大量的菜烂在田间地头。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县政府下发“红头文件”鼓励干部卖菜，并执行至今。２００５年寿阳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４２万亩，卖掉近６亿公斤，今年更是有望达到６．５亿公斤。

　　看得出来，正是由于政府的直接参与，蔬菜的产量才会逐年激增，而由此带来的卖菜难问题也日益严峻。于是，寿阳县在鼓励干部卖菜的基础上，将卖菜作为了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最终退出市场可以说是遥遥无期——政府参与促进市场做大，由此带来的卖菜难题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解决，一旦政府全面撒手不管，必然导致蔬菜市场的“烂市”。

　　政府显然不是只为菜农提供服务的，当“卖菜干部”纷纷涌现之后，他们的日常工作究竟由谁来做，这是否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寿阳县平头镇镇长常栓林解释说，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离开办公室去卖菜，不卖菜的干部留在机关里，一个人干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活。这样的解释不免给人留下机关干部臃肿的嫌疑，抛开这个话题，如果留守干部确实是在额外奉献的话，从中也不难看出卖菜难到底给他们带来了多少实际的困难。当寿阳县为了解决卖菜问题而无视干部的困难，甚至是屡屡打破用人常规的时候，实际上也不难看出卖菜难题给当地政府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即使如此，这样的努力也未必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卖菜难”一方面是因为市场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更多的还是生产结构的不合理。当“卖菜干部”纷纷在“产多少卖多少”的政策指引下奔波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为提高农民意识，转变蔬菜种植结构做出什么样的具体工作。由于有了政府这样强大的后盾，农民的依赖性无疑会更强，而其自身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将会变得更差，政府如何能“最终退出市场”？

　　从“足疗书记”到“卖菜干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事例越来越多。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产业的发展应该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权力的支配。权力的参与难免会带来资源与政策的倾斜，由此似乎很容易造就产业的繁荣，但这样的繁荣终究只是建立在“有形的手”上。一旦政府收回那只“有形的手”，无论多么辉煌的成绩都不免瞬间化为乌有，这样的结果值得引起足够的警惕。(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