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国

　　当“国情”这个词出现时，往往是决策者在表达这样一句潜台词：不能超越现阶段的基本条件，去追求应该实现但目前无力或不宜实现的目标。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就“解决农村低保主要由谁拿钱”这个问题回答记者说，这属于集体经济的行为，由国家全部包起来，条件 还不具备、不成熟，与我们的国情、国力还有一段距离。

　　从逻辑上看，国情论似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联系具体的事情来分析，就值得商榷。我们以“城乡分治”现象为例，这个“国情”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央对当时国情的分析是：国家还没有全面发展城乡经济、实现全民待遇公平的能力。基于这样的国情，决定优先建造城市和发展城市工业，在管理体制上搞城乡分治，在政策上搞以低价农产品换取城市高价工业品的“剪刀差”。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市民平均收入和社会福利，长期高于农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受到制约。也就是说，城乡差别和国力不足等现有“国情”，与当初的决策有直接关联。

　　当然，任何一项决定都会有利弊。在当初的条件下，先城市后农村的策略，为今天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经济发展到今天，城乡收入的巨大反差，已经引发出很多社会问题，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如果我们不把解决农民的福利保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收入不公和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绝对不会自动解决。几十年后，我们仍将面对这些难题，只不过积累的问题更多、造成的矛盾更大、解决起来更难而已。

　　无论是当时的决策者或目前的决策者，从来都不认为农民的低待遇是合理的，也没说过要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只是打算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渐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导致城乡差别的政策就会被固化下来，农民的福利问题就很难被提上议事日程。国情需要改变。

责任编辑 刘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