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给几届世界杯写过稿子，于是大赛未开张便有报刊约稿。我惊讶，这些报刊和足球素无瓜葛。也担心，稿子给了他们，该看的人看不到。便好言相劝：何苦要追世界杯，有专业体育报纸，你们竞争不过。他们大言不惭：我们挖掘深度问题，比如，大家为什么喜欢足球，中国足球体制的毛病。我说：专业球报办了多 年，任凭问题深浅，差不多谈过的。他们不听劝，坚持要组稿。

　　其实何需世界杯，随便来个事件，众多不相干的报刊都会一窝蜂围上，不管自己是否对口，是否在行，担心漏了空，惟恐步人后。

　　有个地方电视台的谈话节目请我出主意。我说：要发扬本地风格（包括方言、习俗），利用本地人才（比如嘉宾的选择），挖掘本地话题。该制片人说：领导对收视率抓得太紧，只好请明星作嘉宾，不敢用本地人才、话题。我说：那是饮鸩止渴，其一，明星资源有限，会越找越少；其二，明星谁都会利用，他们那点事早就不新鲜了。制片人同意我的看法，但在“收视率”的重压下，不敢走出炒明星冷饭的恶性循环。

　　世界杯、大事件、明星，对媒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望吸引大众。如此一窝蜂追求的后果是什么？媒体内容单调，风格雷同，缺乏多样性。

　　时下，保护多样性已成地球人的共识。多样性无论对自然、社会、文化，都意味着勃勃生机、盎然趣味、选择的优势，发展的潜力。问题是多样性虽好，如何获得？其实无论是大自然还是社会生活中本来都不乏多样性，因此问题应该是：多样性是怎样被破坏的？答曰：罪魁祸首是巨无霸、帝国主义、大一统政策。人类成了巨无霸，大自然中的多样性便锐减，植物经光合作用产生的生物能的30%被人类独占，大批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帝国主义消灭了众多土著的语言、文化。计划经济导致我们生活和消费的单一、乏味。

　　中国当代社会是从30余年的计划经济中脱胎而来的。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导致了我们在文化和人格上缺乏多样性。这很好理解。费解且可悲的是，进入市场经济后国人为何依旧远离多样，从众趋同？是因为扼杀多样性的社会实践的最终后果造就了亿万缺乏个性的人格，这样的人格只会从众趋同。相反，拥有多样性人格的社会，想造就单一的文化都难。

　　所谓多样性人格，就是该社会中的很多人拥有自己顽强的个性，打压不垮，收买不成。比如说，该社会中的甲（兼括球迷和为之服务的电视人）热爱足球，乙热爱网球，各得其所，谁也吃不掉谁。我虽爱世界杯，却是杂食动物，惊讶于法网决赛可以在央视中被世界杯区区小组赛吞噬，震惊于“大哥大”的“通吃”能力，担心这逻辑的广泛移植将具有何等杀伤力。

　　什么是有个性？在“蓝蚂蚁”的时代，敢穿细腿裤子是有个性。而在消费的时代，敢于拒绝时尚，才是有个性。我这么说，不是叫人拧巴着，为显摆个性，喜欢足球也说不喜欢，只是说个性在不同时代遇到的困境是不同的。人们的好恶天然不同，若人人忠实于自己的趣味，社会就会多样。媒体的趋同，在于将货币放在了第一位，且总以为看准风向即可暴富。

　　市场中当然也有通吃，所以才要反垄断。但毕竟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利于多样性的生长。我们媒体趋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市场不成熟。成熟的市场社会中，媒体会认识到，大众报刊是有数的几家，任凭你怎么追踪世界杯、大事件、当红明星，也难成大众报刊。反正也是小众刊物，索性坚守领地，拒绝时尚，那才有尊严，够个性。老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做跟屁虫能有多大意思。

　　个体和社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融化三十年之冰冻，我们或许只好期待宽松的制度慢慢滋养，国人的个性缓缓发育，社会生活渐渐多样而可爱。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