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什么是最好的礼物

    “晕倒了”，“××流鼻血了”，如此惨状就发生在前日一所小学的“六一”露天庆祝会上。

    庆祝会开始的时间是上午10：00,一至六年级的400多名学生分成两个方阵，中间摆着几排椅子标示为“嘉宾席”。先是领导讲话，再是文艺演出，在这种惯常 的套路中，学生安静地坐着。整个庆祝会大约持续了1个多小时，太阳越升越高，终于有学生撑不住了。令人揪心的是，当身旁晕倒的学生被老师扶走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木然坐在那里，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其实，这一场面并非极端特例。来自各校的信息显示，今年儿童节期间绝大多数学校的庆祝方式依然是节目汇演、表彰会等。上面打的是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标语，而下面的孩子当真快乐吗？老师常常将自己作为主体，帮着孩子们张罗他们的节日，然而在忙忙碌碌中却发现自己反倒比孩子们更关注“六一”节。

    于是不禁令人生疑：这到底是谁的儿童节，到底是谁在过儿童节？时下的中国孩子的确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一个甚至数个家庭的中心，但同时他们的社会性却受到最大的忽视。他们过节时会得到很多礼物和许诺，但是这些都是被动的接受，又有几成行为是他们主动参与的快乐体验？

    采访中，有位老师不屑地说，“要让那些孩子快乐，可能他们最想的就是玩。”的确，自古至今，中国传统教育讲究的是“寓教于乐”，然而板起面孔的教育本身就是消解快乐的一道“门槛”。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我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如同近年来国内教育深刻反思的那样，我们的孩子创造力缺乏缘于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其实，适合孩子成长特点的给养才是他们最易吸收的，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载体，才是孩子最乐意接受的。被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称为19世纪最值得关注的两个人之一的海伦·凯勒幼时因病成为盲聋哑残疾人，但她却学会了读书写字，甚至学会了说话，20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哈佛大学。她的老师安妮·沙莉文认为海伦的成功源自在快乐中学习。安妮·沙莉文将她们的第一次马戏团之行称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海伦触摸动物，与黑熊握手，骑大象，结果从马戏团回来之后，海伦一下子多了许多问题。安妮·沙莉文被迫读了许多关于动物的书，她认为这种在快乐自然环境下的学习是最有收获的。

    历史进入21世纪，物质积累较以前丰厚许多，加之独生子女群体的构成，令许多孩子已体会不到物质匮乏的感觉。从前，那种想借助“六一”满足平日难以满足的愿望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六一”我们更需关注孩子精神层面的状态。孩子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有快乐的感觉，要懂得什么是快乐。快乐应该是内心自然产生的，绝不是外界可以强加的。给孩子一些自主发展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呼吸，他们才会快乐。

    那种不理会孩子感受的教育难以深达孩子的内心。回望时下的童年流行时，从美国的“加菲猫”到日本的“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再到“数码宝贝”，一个比一个出格另类的国外卡通形象，争先恐后地成为孩子们的主流消费。相反，国产卡通形象有些日渐式微的态势。加菲猫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对它来说，懒觉和美食是最大的追求；樱桃小丸子属于那种有点小脾气、好幻想的小女孩；蜡笔小新属于童言无忌、深谙成人心理的早熟男孩。他们本质上都不是坏蛋，但他们的瑕疵却更接近人真实的内心。

    事实证明，快乐与成功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人走向成功的原动力。岛城惟一的女院士郑守仪一直致力于有孔虫的研究，一种只有通过仪器才能看到的原生物，半个世纪对着显微镜的凝视必得靠兴趣的支撑方能完成。郑院士对此的解释是她爱有孔虫，为此，她有时会出现在科普展览的摊位前，亲自向人们宣传有孔虫，足见其痴迷的程度。像郑院士这样凭着兴趣取得成功的人士可谓不胜枚举。

    据说，外国孩子不过儿童节，孩子们只是与家人一起参加一些众人皆知的节日庆祝活动。给孩子一个“六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礼物，让他们享用一生。本报记者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