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上篇回顾：李兆全确有经济头脑，他开车从青岛进散装的酱油和醋，灌进家中的大缸里，他的岳父母不出家门就可以做买卖赚钱。

    （八）躲进小楼成一统

    那天中午我认识了李兆全的妻子、儿子和岳父岳母。对我印 象最深的是李兆全的儿子，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那时他还戴着红领巾。这孩子不言不语，对父母这摊子买卖似乎也不关心。李兆全的岳父是某个镇退休的老师，他对我说，他这个外孙可好了，不图吃穿，一门心思全扑在学习上。我们围坐在土炕上喝酒，任凭大人怎么叫，这孩子也不上桌，默默地端着一只碗，盛点菜，拿着馒头到一边吃去了。我后来离开企业了，才听说这孩子考上了中国财经大学，在校品学皆优，毕业后留在北京税务局工作了。进入新世纪后，有一年春节，李兆全来青岛看望他堂嫂（我李叔叔已经去世了），带着儿子来过我家，那时候这孩子在家里的帮助下，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子。

    喝了点酒，回到旅馆，我想睡个觉，在整理被子时无意中发现了被子上有一只个头挺大的虱子。在城市里生活，多少年没见过虱子了，乍一发现虱子，我的头皮都麻了。我在这张床上睡了好几天了，这说明这只虱子从我来那天就藏在我盖的被子里。我火冒三丈，立马叫来服务员，指给她看我被子上的虱子。没想到她并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了不得，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虱子扔在地下，再用脚碾死了。她对我说：“行了，你可以躺下了。”

    这算什么事呀，旅馆里有虱子抓走就算完了？我气不过，又找到旅馆经理，经理态度不错，但他告诉我，车站旅馆是低档旅馆，大部分住的是乡下进城里的农民，带进虱子是经常的事，不奇怪。他建议我换个房间，说楼顶阁楼上有一个单人间，长期没人住，如果你愿意，就到那里住，价格本应比楼下三人房间贵两元，但你一来安丘就住在我们这里，照顾照顾，就和楼下一个价吧。

    从那天起，我去了车站旅馆楼顶的单人间住下，就再也没换房间，一直到我调换了地区，离开安丘，去了南方。

    我搬进了安丘县车站旅馆阁楼上的单人间。那个单人间顶棚矮、空间小，屋里有一张床和一张三抽桌。如厕和洗漱都得下一层楼，但好处是没人打扰我。服务员除了早晨上来收拾一下房间、送来两瓶开水外，就再也见不着人影了。

    靠上了李兆全，安丘的业务顺利多了。我只管把火柴运来，然后两个月后去和李兆全 结前一车火柴的账，其他的基本不用我管了。按说，我根本不用每周都来安丘，可是不行，科里不允许推售员成天在厂里。再说了，如果推售员都在厂里扎堆，也没地方呆。那么小的一间办公室，装不下二十多号人，推售员们只好在工厂院子里瞎溜达，影响也不好。我接管安丘的业务有些日子了，一开始的新鲜劲早过去了，频繁地跑安丘，有点厌烦了。可是，这是干工作，科长的话就得听。想到安丘车站旅馆阁楼上的那个小房间，我突然顿悟，索性便把近日要看的书带上，又带上一摞稿纸，我想一个人呆在阁楼上静静地读点书，如果有想法，就写点东西。在那里看书写东西实在是不错，没人打扰我，只要我能耐得住寂寞。这不就等于公家出钱给我租了间房子，让我住进去读书写作嘛。

    打自当了推售员，有两三个月没翻翻书也没写点东西了。1986年春节刚过，如果没记错，我是农历正月初五上的班，初七就买了车票直奔安丘了。我记得我带了一本在青岛无论如何也没有耐心读下去的《四个四重奏》，我和我那一个文学圈里的文友们当时都迷英国诗人艾略特，他的《荒原》我们还没读透，书店里又来了他由此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四个四重奏》。赶紧买了一本，但就是读不懂。我想在安丘车站旅馆的阁楼上静下心来好好读读这本书。

    在农村，没出正月所有饭馆都不开业，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李兆全见了我大吃一惊，问我：“你怎么来了？”我回答说年过完了，上班了，所以就来了。李兆全说，你那里过完年了，俺这里还没过完呢，再说了，过年期间，所有买卖都歇业，你来了也没用，火柴卖不了，钱也拿不回去。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呆在旅馆里干我自己的事。李兆全不解，问我干什么事。我那时候虚荣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点文化，便把我搞文学创作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他。李兆全笑笑说，没看出来你人高马大的还挺有点学问。李兆全的岳父听说我搞文学创作，来了劲，这位退休教师赶紧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坐在我身旁，泡上一壶热茶，两眼熠熠发光，与我大谈鲁迅、郭沫若等人。当时我猜想，他老人家退休后，跟着做买卖的女婿住在安丘城里，物质馈乏的问题解决了，精神可能一直饥饿着，见我的爱好与他一致，如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来劲才怪。（待续）

    下篇预告：有人冒充我，安丘某养鸡场的一个年青女孩打电话指名道姓找我，我接了电话，但她说她要找的那人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