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藏獒：在都市中嚎叫》 敬文东
2005年7月底，正是北京奇热难当的盛夏时分。我素来尊敬的前辈A女士居然驾车来到了我居住的南城，说是要和我一起喝茶聊天。南城历来是北京普通人的聚居地；A女士一下车就委婉地表示过她对南城的不喜欢；我抱歉地对她说，我也有志成为一
个富人，但努力了多年也没有成功，住在这里，确实是没法子的事情。在受宠若惊之余，也在较为漫长的交谈中，作为助兴的话题，学术界的不少明星都被我们提到了。其中有一位十几年来始终被我尊敬却又无缘谋面的前辈B也被我说了出来。A女士很高兴，因为她和B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让我有了一种惊喜的感觉。于是，很偶然但也很自然地，A女士告诉我，B先生有些不喜欢另一位我无缘拜见但也同样令我敬重的前辈C。见我诧异，A女士解释说，B先生之所以对C先生稍存不屑，是因为B觉得C在深奥的专业研究之外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不仅会影响学术上的精进、专业上的突破，还有哗众取宠之嫌；A女士接着说，B先生还有一个只能在朋友齐集的酒桌上才愿意掏出来的猜测：很可能是因为C对深奥的专业研究力不从心了，才转而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指手画脚。 B、C两位先生都是典型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面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持的态度却迥然有别：B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学院知识分子，除了专业研究，大可以弃“杂七杂八的事情”于不顾，否则，就有不务正业之嫌；C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对生活世界上的“噬心主题”发表看法、表明立场。A女士告诉我，B只想做个专业知识分子；C除此之外，还愿意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A那里，我才知道时下流行的词语中有一个叫作公共知识分子，而我以前一直将这种人暗暗称作“打抱不平者”。我现在的看法是，鉴于今天早已是个专家的时代，我当然同意专业研究意义重大，何况专业研究还担负着生产知识的重任；但鉴于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太多让人不满意甚至愤怒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不觉得公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重大。
作为维系当下生活世界的主角，社会分工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不独物质生产领域内分工越来越细致，知识生产领域里的分工同样愈来愈倾向于精密。被现代人文学术推举出来的主角即现代分类学在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单就人文知识的生产来说，由于受制于分类学的权威，至少有两种知识生产的形式：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生产；公共领域里的知识生产。个中人士无不明白，前者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否则，结论就有可能建立在意气用事的沙滩上，后者则拼死维护事实和价值的和合，否则，那些冷血的知识根本就没有用处；前者强调知识本身的纯洁，后者则强调知识的有效与火热；前者是关于人类社会某一个特定部分的知识，比如关于语言和思维，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知识，比如关于幸福、公正和正义。专业知识能让我们像使用显微镜那样放大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细部，从而让我们更有效、更真切地认识我们自身，尽管这种知识有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时候确实具有冷血的特征；公共知识则能让我们随时随地明白幸福、公正、正义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让我们明白生活世界上有哪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始终在阻挠我们实现幸福、公正和正义，还能让我们知道，在面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如果一定要说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之间的联系，我愿意在此冒险下一个结论，并希望A、B、C三位前辈能够原谅：公共知识是对各种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是在利用专业知识看清社会细部的基础上对“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作的评判。如果说专业知识是理论，公共知识无疑是对理论的应用。求诸于经验和我们千疮百孔的常识，与其说公共知识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何以被阻挠、何以不能实现的知识。归根到底，公共知识只能是关于缺失和缺陷的知识。这是公共知识的最终尊严之所在。
多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我们是由人民养大成人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时间在翩翩流逝，愚钝如我者也渐渐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保证现代分类学及其功能得以成立的基础，始终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论以何种方式、由何种权力来进行再分配。我等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安静地接受教育并最终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仅仅依靠父母的艰辛与劳作是不够的，还需仰仗他人的贡献———尽管有了他人的奉献并不能保证我们每天都能填饱肚子。而所谓他人，其实就是人民。当然，除了少数有本事的人文知识分子，其他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被人民喂大，惟一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听上去这是个十分庸俗和搞笑的说法，但我坚决不会用引号把这句话给包裹起来。像B先生那样生产专业知识当然是服务，当然值得尊敬，像C先生那样生产公共知识肯定也算服务，应该得到同等的尊敬。归根到底，知识生产不过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义务。如果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生产出知识或者生产出了有害的知识，无疑是知识上的渎职和犯罪。因此，相对于广大的人民，人文知识分子，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公共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傲慢的资格和权力。
从数量上说，和蛰居书斋的专业知识分子相比，对“杂七杂八的事情”公开发表看法的公共知识分子非常稀少。在这样的情况下，C先生冒着遭受奚落的危险弃专业研究于不顾，实在是可贵之至。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那个酷暑的下午，在北京南城的某间茶楼，我用这个小意思赞扬过C先生，而且得到了A女士的首肯。
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知识生产时，必须站在人民这边。这是理所当然的。站在人民这边，就是站在我们自己这边。这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公共的还是专业的———绝对立场。相对于各种非个体的力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弱者。有意思的是，经过许多知识分子的顽强努力，千百年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关于成功的哲学；在成功哲学眼里，失败哲学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极端无聊的。成功哲学是强人的哲学，它和幸福、公正、正义无关，甚至从骨子里就是对幸福、公正、正义的坚决否定。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义务必须落实到对成功哲学的批判上。在今天，许多惹人神伤、催人泪下、引人肝火燃烧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大半来自于成功哲学的教唆。在成功哲学的圣殿上，不成功是不被允许的；在成功哲学眼中，信奉失败哲学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被淘汰的；给这些人制造一些麻烦（这就是“杂七杂八的事情”的根本语义），也就是成功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批判这种哲学的精神内涵，满怀激情地扫荡这种哲学的原始功能以及它制造出来的惨烈现实，维护失败者可以失败的权利，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因为他都是人民喂大的。
让我们开诚布公：以上这点粗浅的小感想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从《藏獒：在都市中嚎叫》中所得到的启示。我没有想到，在公开而隐蔽的互联网上，还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七嘴八舌，在对当下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口若悬河。他们的认真让我感动，他们的幽默和自由自在让我羡慕。所有有兴趣的读者都会看到，《藏獒：在都市中嚎叫》是一本十分有趣也十分有意思的书；作为一个渺小而巨大的声音容纳器，《藏獒：在都市中嚎叫》远比我这篇名为序言实为读后感的文章生动、活泼、丰富得多。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篇读后感；惟愿我的小想法能得到读者诸君的认同。
（《藏獒：在都市中嚎叫》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