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车上的押运员张某说，他卸完包从车上下来，卸下的库包都已运走。

    据在场人说，当时清点了，是23个库包，没有错。后来又说，好像是没仔细清点，只是见余下3个没装进去，就以为两个大口袋里各有10个呢。

    卸完车后，保卫部长跟大家说，天不早了，都下班回家吧。一夜似乎 平安无事，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打开金库，清点库包，这时才发现少了一个。

    从整个过程分析，无法确认库包究竟是在哪儿丢的，可能在车上，也可能在车下，可能在沿途，也可能在入库时或入库后。

    办案人员又调取播放库房的监视录像带，没发现任何异常。据此似乎可以认为，应是在下午长兴所库包装车后到金库这一段时间内出的问题。

    经对4名嫌疑人审查得知：干完活后，有两人一块儿上楼去了自己的宿舍，洗了洗换衣服骑车回家。押运的张某问司机高某回不回家，高某说回，张某就搭了高某的车。高某常在下班后把车开回家。在回家路上，高某驾车过交通路口时闯了红灯，被警察拦住扣了驾驶证。高某先送张某到了家，再独自驾车回家。据高某说，他到家时差5分钟播报中央台《新闻联播》，然后去了他哥家，说是他哥想要些汽油，他用吸管从汽车油箱里给他哥吸了一桶油。

    从这几个人的活动情况看，如果库包落在或藏在车上，司机高某是最有条件不被发现地将其转移出去。经对高某重点调查，办案人员了解到，高某有占小便宜、私开公车等行为，还爱逛歌厅。但据高某提供：“那天卸完库包，押运的张某很反常，提出要搭我的车回家！这个人过去可是从不搭车的。他下车时还问我，‘你的车门锁不锁？’真是怪事，他问我这个干啥？”办案人员转而讯问张某。张某矢口否认下车时曾对高某说过什么。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案人员对这四人反反复复地审查，没能发现任何可以认定作案的依据，只有将他们放回。

    见一时难以破案，当地保险公司按照银行失窃险条款，对信用社进行了理赔。

    虽然警方结束了对这4名嫌疑人的审查，但城市信用联社领导认为，在丢款运钞车上的工作人员都负有责任，对四人进行了开除公职的处理。其中的张某因在联社有门路，被留用当了临时工，其余三人另谋生路。

    对这起案子，办案人员始终觉得很怪，说他们几人是合谋作案，又不大像；说是其中一人作案，都在一个车上，怎么其他的人会提供不出任何线索？根据手头掌握线索，这四人哪个都不能构成重点，但作案的肯定又出不了这几个人。在随后两个多月的继续侦查中仍无明显进展。

    这时，时任阜新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的吴中兴提出，案子到了现在的状态，只能动用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了！吴中兴是搞痕迹物证的，1995年我们在大连讲授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时，他听过讲课。他知道，在这个案子里似乎提取不到物质痕迹，但在作案人的大脑活动中肯定可检测到清晰的心理痕迹。

    1998年3月27日，吴中兴到了公安部刑侦局，通过刑侦局和我取得联系。我听吴中兴介绍案情，跟此前一个月时我刚在浙江萧山协助测试的建行31.5万港币失窃案差不多，同属于银行或重点单位的内盗案件，一般无固定现场、无作案痕迹、无重点嫌疑人等。萧山的那起案子办得非常漂亮，作案人还没交代口供，就依据心理测试找到了赃款。

    吴中兴介绍完案情，问我有没有希望破案，我就说：“拿下这个案子应该问题不大吧。”

    吴中兴当时就说：“武教授，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不瞒您说，我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把努力了。”

    案子由部刑侦局有关领导批示，交给我协助办理。3月28日早上，我们一行赶到阜新，立即投入工作。一路上，吴中兴把案件的客观情况都说得比较清楚了。我们便坐着车按照收款路线走了一圈，最后到金库那里看了看，详细地询问了当时的情形，卸车时每个人的位置等等。我对办案人员前期的分析基本赞同，但我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明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多考虑几种可能性。比如，作案时间，应该把12月1日下午4时多到第二天上午9时前都给包括进去，这样，涉及的嫌疑人就不是4个，而是20几个。至于发案地点，沿途的停车站都有可能是，如与车下人有串通，可能就把库包转移了。还有，车上四人合谋窃包，共分赃款，也是一种尚不能排除的可能。运钞车进院后，卸车时清点不负责任，有可能将库包遗失在车上，这种可能也存在。（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