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赵丹正在北京医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近两年他虽然远离影坛，但他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啊！

&n bsp;   10月初，他的病情已临近弥留时刻，但他忽然要爱妻黄宗英向他一直尊敬的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同志提出，能不能来听一听一个病危人的意见，他怕匆忙间说不清，要宗英先将意见整理好。那位领导同志果然应邀来到医院探视，赵丹躺在病床上，强打起精神，听宗英代他详尽地陈述他考虑很久的意见，时不时地插几句话补充。贵客听得很认真，不住点头赞许，连声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别时还紧握赵丹的手，安慰他安心治疗养病，要宗英代他将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客人走后，宗英打电话告诉我，说已经整理好一篇文章，我当即去北京医院取回立即发排，个别地方同宗英商量后作了些改动，在10月8日以《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为题全文发表。

    文章中写道：“……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

    文章见报后的第三天即10月10日，赵丹就带着一腔遗憾，撒手西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