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朱、卫一起来到洛阳。 这下可大不一样了。卫立煌此时已是一战区司令长官，便以这一名义，召集洛阳师长以上将领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朱德。卫立煌还是河南省主席
，又以这一名义召集党界、政界及社会名流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朱德。朱德带着的警卫连战士则与军队和地方的选手轮番举行篮球友谊赛。 华北的内战危机暂时消除了，但相安无事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团结抗日。该“打第三枪”了，对准民族的敌人打，而且要比自卫反击的“第二枪”打得响10倍、100倍。正如彭德怀说的那样：“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
2、应当帮助国民党政府不投降
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150万德国军队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大举进攻。
这股钢铁洪流吞噬了欧洲大陆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向曾经与其实力相当的法国倾泻而来。
1940年6月14日，法兰西引为自豪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上面，挂起了那面令人恐惧的字旗。
6月22日，法国政府投降了！这个曾拥有300万大军的政府，仅仅抵抗了6周，就投降了。
“盟兄”的巨大胜利，像一支燥烈的兴奋剂注入了“盟弟”日本的血管。
可是，“皇军”的“一鼓作气”，已在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面前撞瘪了，已到了“再而衰”的阶段。
但这些东方“武士”仍决心同西方纳粹来一个竞赛。一方面，他们决定继续执行巩固后方以恢复元气的政策，在华北进行“治安肃正战”，另一方面，他们决心开展新的攻势。
新的攻势分政治诱降、军事迫降和经济逼降多种。政治诱降出台的大戏是汪精卫伪政权的成立。
汪精卫早已于1938年12月叛国投降。但日军认为他分量还不够，一时没让他组织伪政府。一直到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汉奸政权才在南京宣告成立。为表示留有余地，汪只任代主席，日也暂不承认汪政权。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但他从国民党上层拉来的人开始并不多。汪伪政权成立时，原国民党中央委员除汪本人外，只有两人，即宣传部长周佛海、内政部长陈群；监察委员有褚民谊、陈璧君、吴开先、顾惘琛、恩克巴图等；军界要人有原军事委员鲍文樾、原第2集团军总司令郑太章，原武汉警备司令叶蓬、原陆军中将萧叔萱等。
这套班子，同蒋介石的重庆政权相比，是根本无法抗衡的。所以，汪伪政权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维持会”。
尽管如此，汪伪政权的影响还是很恶劣的。它的成立，对投降逆流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到1943年8月，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投降的就达到20人之多，中将级军官投敌的有60人左右，100万伪军中大部分是降军改编的，其中成建制投敌的多达50万之众。
对蒋介石的诱降，在日本人看来，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重庆方面派了一位
“要人”来与日本谈判，这个人叫“宋子良”，是宋子文的“弟弟”。
“宋子良”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大佐等人的谈判从1940年1月就开始了，并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于1940年6月在澳门举行日、蒋、汪三方会谈。出席的人物为坂垣总参谋长、蒋介石、汪精卫。
这时，日本急于到东南亚去抢占英法的殖民地，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以抽兵南下。因而对“宋子良工作”（又名“桐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但接触几次后，他们觉得“宋子良”这个人不对劲，风度举止言谈不像是个什么要人，经反复查实，最终发现，原来这只是一个小特务，姓曾名广，是戴笠这个军统头子耍的一个小花招。
日本人恼怒了，一面假戏真做，继续同这个小特务谈，一直谈到1940年11月才最后破裂；另一方面则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1940年5月1日至6月12日，日军以驻华中的第11军为主力，另从华北抽调部分兵力，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以后的最大一次战役，即宜昌战役，最后攻占了宜昌。
宜昌的失陷，使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距前线的距离一下缩短了一半。从此，日军以此为基地，对重庆、成都及附近的军事要地狂轰滥炸，两个月中，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约投下了2000多吨炸弹。其中8月20日这一天，轰炸重庆的飞机多达170架，整个市区，除美国使馆区外，所有的建筑都遭到了轰炸。
日军飞机的猖獗，进一步引起了蒋介石对西北国际交通线的重视。
战前，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05架，淞沪会战后就只剩下12架了。
蒋介石急忙向各国订购飞机，但欧美各国不履行订购合同，所订购的363架飞机，到1938年底仅运到72架。只有苏联履行了合同，在这一时期运了471架飞机到中国。此后，仍继续向中国提供飞机，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共向中国供应了885架飞机。苏联的飞机在1941年6月前几乎是中国空军得到补充的惟一来源。
除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飞机外，苏联派出志愿航空队来华作战，先后有1000架飞机，2000多航空人员在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这些飞机是从哪条路线运到中国来的呢？是从苏联境内飞至兰州，再从兰州经西安飞至中国各战地的。
除飞机外，苏联在1941年6月前还是支援中国重武器的主要国家。从抗战开始到苏德战争爆发，共向中国供应了940门大炮，8300挺机关枪。当时国民党中央军1个师装备大炮46门，机关枪328挺。上述苏援可以装备20多个师，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这些武器又是怎么运到中国来的？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海运，一条是陆运。陆运的路线是从苏联境内经乌鲁木齐、兰州运到西安，再转发给各战区。
这条包括空运、陆运在内的、以西安为中枢的交通线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
除西北国际交通线外，西南还有两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中越公路和滇缅公路。
为了逼迫中国政府投降，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于1940年7月通过《适应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纲要》。其中第一条“要领”是：“集中政略、战略之综合力量处理中国事变，特别是断绝第三国之援蒋活动等；尽一切手段使重庆政权屈服。”
在这一“要领”指导下，日本首先用外交手段关闭了西南的两条国际交通线。
1940年6月19日，法国越南当局的总督下令禁止援华物资通过中越公路。
1940年7月17日，英国缅甸当局宣布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
这样，国际通路只剩下西北这一条了。西北这条通路是否绝对安全呢？不一定。
日军要堵死西北这条通路，最佳方案是攻占西安。因为苏联是强国，日军曾在苏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1938年7月，日军l万余人在中苏边界张鼓峰与苏军作战，死伤3100多人。1939年5—7月，日23师团与苏蒙军作战，又损失了1000多人及大部分火炮和坦克。同年8月，日军第6军被苏蒙军包围在诺门坎。这一地区的苏蒙军有57000多人，490辆坦克，540门火炮，380辆装甲车，500多架战斗机。这下可把日军打得呜呼哀哉。被围的第6军大部被歼，救援部队也损失不少，伤亡达数万人之多。从此，日军再也不敢碰苏军了。
军事上不是对手，外交上也就没有发言权，要“断绝第三国之援蒋活动”，就只有攻打西安。
八路军决定打百团大战，重要意图之一是粉碎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而这一意图的产生又与蒋介石的指示有关。朱德、彭德怀在1940年8月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迭次电指示，敌寇有进攻西北截断国际交通之可能，饬即分途出击，牵制敌人。
由于当时日军并没制定进攻西安的计划，后来也没进攻西安，因而这一判断被视为一个失误，连彭德怀也认为是一个失误。
如果全面看问题，也不能完全这样认为，即使是失误，也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失误。（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