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作家如何生存，好像已成为一个问题。人的生存好坏，向来没有个绝对标准，都是在相比较下找到心安理得的“心理价位”的。现今的中国文坛，除少数当红作家和畅销书作家外，一般的写作者，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连工资带稿费，也就是口而已。而不想过好日子的人，除非白痴，所谓 “难得脱俗”。

    只是这写作与生存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有如灵魂与肉体：没有肉体的物质性存在，也就没有灵魂的精神性存在，而离开了灵魂的精神性存在，肉体的物质性存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至少对认领了灵魂之存在意义的人而言。实则这比喻也不甚妥当。因为真正的写作对生存常常是不管不顾不加考虑的，有如灵魂明知必须依附于肉体的存在但仍然要时时“出窍而行”。实际的情况是：写作有写作的法则，生存有生存的法则，写作的法则指向自由而真实的呼吸，无涉功利，生存的法则指向目的明确的运作，惟求功利，两者之间很难找到可通约之处。虽然巴尔扎克、大仲马等为稿费写作终于写成了大家、名家，但是否就算通约以及是如何通约的，恐得另作别论。至少我们还知道，卡夫卡是为写作自愿散了家产给别人，以求素心静气当作家的，还有那个离家弃世跑到塔希提岛上画画的高更。

    由此或可推导出，关于写作与生存的关系的命题，很可能是个伪命题。或者说，这一命题的旨归，不免要落在我们从写作中能获取多少有利于生存或有害于生存这样的思路上来，而这，显然是令真正的写作者十分尴尬而犯窘的———因为对他们而言，可以因各种缘故写或不写，但绝不能因为生存的利害来决定其写或不写。说到底，写作是自由灵魂的呼吸，无论因权势还是因钱势，呼吸不自由了，写作也就失去了它的本味。或许提出这一命题者本意，在于呼吁社会要关注一下作家的生存境遇，但历史的经验早就证明了，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样说显得有些过于高蹈，所谓“说大话不怕闪了腰”，活都活不好，何谈写得好？但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写作者都是殉道者，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性，明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要学会承受，亦即要自甘认领这一份宿命，这一份责任，这一份沉重，以此方能安妥灵魂而不再无由地躁动与慌乱，乃至背弃其本质。话说回来，其实大多数为写作与生存关系“闹心”者，想来也并没到如雪芹先生一天喝两顿粥过光景的地步，而大多只是困扰于何以没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于是乎，搞评论的坐不住书斋忙着赶场子、“唱堂会”、拿红包；写小说的稳不住思路常将干饭兑水搅和成稀粥灌读者；只有写诗的可怜，无法靠卖嘴码字换银子，便想着怎样同国际接轨，图个大名———把写作（以及做学问等诸如此类）当作种庄稼、做生意，观测天时地利，计算投入产出，已成当代中国文化人的通病。这也是出不了大师真人的根本症结。总是要携带生存，便总是一再陷入功利的泥潭不能自拔———做高档家具，做豪门宅树，做雕梁画栋，而从不甘心做原始森林中一棵孤寂而超拔的大树，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直面的大命题。

    为生存而写作，还是为写作而生存？

    我的回答是：在随遇而安的有限生存中，去追求无限的写作、无羁的呼吸———或有点大言不惭，却发自真诚，且有四言箴语常拿来提醒自己，曰：归根曰静，根自性情，立言为本，本在人真———也许是红尘道人的迂腐之见，就权当小风过耳是了。    沈奇饣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