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年的初秋,我接到马里兰大学总部的通知,要在9月下旬参与接待中国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万里主任带领的访美代表团,并参加一系列的聚会。 在我陪同万里先生三天的日子里,除了做翻译和陪他打桥牌之外,一路上坐在一起,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对一切都坦率诚恳,言辞又是一
针见血。他说:“对过去的一切,错的就改,对的就做,才对。” 一年之后,我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回国讲学,得以再一次拜望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先生和他的夫人边涛。进了中南海,经过好几道卫兵的岗哨,到了万里先生的住处。边涛夫人已在客厅等候,寒暄问好之后,她带我参观了她自己种的一小片菜圃,她很爱好种菜。她还带我去参观了万里先生的卧室,我非常惊讶,我看到的是一张竹床,上面用四根竹竿架起一顶蚊帐,其他的家具也都很简陋。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无论谁告诉我,我也不信。 边涛夫人亲切平易,待人诚恳,她对我说:“孔教授,中午万里同志回来,我们在一起吃午饭吧。”我求之不得地点点头。 第一次在那间小巧的餐厅吃饭,多少有点拘束。可是,听到万里先生问起:“大蒜和豆腐乳在哪里?”我就觉得是和家乡人在吃家乡饭,非常坦然。 从那次开始,我在这间一成不变的小巧餐厅里吃饭,不下十多次。假如我要描述每次吃的东西,最能说到痒处的是“简单的民间家常便饭”。其中有几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次是夏天,桌子上最受欢迎的是在菜园里刚刚采收的嫩黄瓜,青脆新鲜;一次是特别为我而包的荠菜饺子,小而可口,一口一个;一次是特别炖的猪脚,很有嚼头。再者就是每次都有的家常小吃,像绿豆稀饭、花生米、大蒜。孔宪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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