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初秋，我接到马里兰大学总部的通知，要在9月下旬参与接待中国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万里主任带领的访美代表团，并参加一系列的聚会。

    在我陪同万里先生三天的日子里，除了做翻译和陪他打桥牌之外，一路上坐在一起，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对一切都坦率诚恳，言辞又是一 针见血。他说：“对过去的一切，错的就改，对的就做，才对。”

    一年之后，我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回国讲学，得以再一次拜望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先生和他的夫人边涛。进了中南海，经过好几道卫兵的岗哨，到了万里先生的住处。边涛夫人已在客厅等候，寒暄问好之后，她带我参观了她自己种的一小片菜圃，她很爱好种菜。她还带我去参观了万里先生的卧室，我非常惊讶，我看到的是一张竹床，上面用四根竹竿架起一顶蚊帐，其他的家具也都很简陋。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无论谁告诉我，我也不信。

    边涛夫人亲切平易，待人诚恳，她对我说：“孔教授，中午万里同志回来，我们在一起吃午饭吧。”我求之不得地点点头。

    第一次在那间小巧的餐厅吃饭，多少有点拘束。可是，听到万里先生问起：“大蒜和豆腐乳在哪里？”我就觉得是和家乡人在吃家乡饭，非常坦然。

    从那次开始，我在这间一成不变的小巧餐厅里吃饭，不下十多次。假如我要描述每次吃的东西，最能说到痒处的是“简单的民间家常便饭”。其中有几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次是夏天，桌子上最受欢迎的是在菜园里刚刚采收的嫩黄瓜，青脆新鲜；一次是特别为我而包的荠菜饺子，小而可口，一口一个；一次是特别炖的猪脚，很有嚼头。再者就是每次都有的家常小吃，像绿豆稀饭、花生米、大蒜。孔宪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