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代的冯亦代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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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家中小灵堂前摆的爸爸的遗像，那双慈爱的眼睛似想叫住我，倾诉什么，突然，有如醍醐灌顶，我终于明白了 ，那铃声是爸爸舍不得走，想再见我一面，与我话别，而我却没能给他开门……一阵心悸，我从呜咽变成了嚎啕。与爸爸永别

    我站在爸床前，面对着刚刚离去的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神经都麻木了。今年2月23日下午两点三十分，爸爸真的、永远地走了。由于多次报病危，爸一次次抗争都闯了过来，使我很难相信这回他真的离开了我们。只觉得他胸部好像还在起伏，脸上也没有什么异样，便用手轻轻摸了摸他的面颊。也许是女儿的爱抚挽留了他匆匆离去的脚步，心电图上竟出现了不规则的波形。我向大夫喊道：“他还有心跳呢！”大夫平静地解释道，那是由于我手的触摸，引起电极灵敏的反应。我缩回了手，那电波果真又慢慢恢复成一条无情的平平的直线。爸是舍不得走呀，他一步一回头，无可奈何才撒了手……我退到一边呆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围着爸忙乱。一个护士高举着一大把刚刚从他身上拔出的、各种各样、长长的管子。我木然地看着这一切，心想，那么多的管子，可惟独那根维系他生命的管子却断了……

    当一切都安置好，我们乘车离去时，天空开始飘起雪花，继而转为鹅毛大雪，天地一片素洁。那晶莹纷扬的雪花像是上苍派来迎接爸爸不息灵魂的使者，爸爸终于和它们携手飞去了。远处传来元宵之夜的爆竹声，是迎春的庆典还是送别的礼乐？我对着迷蒙的天空，极力想寻到爸爸的身影，我想他一定在冥冥中回望，向我们告别，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到……

    女儿眼中的爸爸

    在我脑中，爸爸抹不去的印象就是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东西，手中不是书就是笔。他手边永远有着看不完的书籍、报刊和杂志，种类繁多，可他看书速度极快，再大部头的书，他一两天就看完。他爱书、惜书，从不乱折书页，不乱圈点，看过的书都保护得很好。有人要借，一律登记，我和哥哥也不例外。对那些他最喜欢的书，更是反复叮嘱不得损坏、遗失，甚至打电话追问，要求看完立刻送回。从小爸就教导我们书是不能卖的，但可以送给那些想看的人，应该给它们找一个更好的去处。

    爸爸一辈子办事严谨，当然这是指对他自己和家人而言。在他从事的外国文学翻译中，表现尤为明显。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暑假，闲着没事的我看爸忙着整理译稿，就主动提出帮他誊写丽琳·海尔曼的剧本《小狐狸》。爸嘱咐说：“好好抄，不要老涂黑疙瘩，抄完要校对，仔细点。”我心想：这还不容易。花了几天时间，抄到最后，心想，总算完了，就顺手写了一个“———幕落”。不料爸看了很生气，说：“你怎么搞的，原文是———全剧终，你怎么给改了。”我不以为然地说：那不一样吗。爸说：“不对，我们是翻译别人的作品，怎么能轻易改人家的文字呢。”他还多次提到，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不能雷同，一定要保持他原有的风格，不要以为懂点儿英文，拿本字典就可以翻了。

    爸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错别字，记得“西书拾锦”刚刚出版时，他对我说：“这本书没搞好，里面错字太多，他们没有好好校对，现在勘误也来不及了，我真想重新出一本。”看着他一脸懊丧的样子，我劝道：“书出都出了，以后有机会再搞吧。”他却把书随意扔在一边，连字都没给我题。爸的这个脾气传给了我，我最讨厌碰到错别字，每次遇到总有一种吃苍蝇的感觉，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边看书、一边拿铅笔往外勾错别字的习惯。

    爸爸与妈妈相濡以沫

    说到妈妈，有一个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听风楼”的东窗下，早晨金色的阳光中，爸妈在简陋的双屉桌前相向而坐，一个戴着高度近视镜，手拿放大镜在厚厚的大字典中翻寻着，一个伏案疾书，手中烟斗冒出的青烟袅袅飘升，窗台上的水仙碧绿、雪白、金黄……上个世纪70年代，二老从干校回来后直到1990年，这是他们每天的晨课，只有这时，宝贵的阳光才肯光临他们堆满书籍、稿纸和字典的小书桌。妈在外国报刊杂志上快速扫描，搜寻着有用的资料、文章和书讯，用铅笔做着记号，旁边是摘要，有时是粗译；爸则在稿纸上认真地梳理、架构、措辞、润色，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在《读书》及其他地方发表的近两百篇介绍欧美文学、作家及书评的文章，就是这样从他们的笔端，从他们的小书桌上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那是他们工作最开心的年代，也是他们最高产的年代。我站在门口看着阳光下的他们，不忍心去打搅：是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还是举案齐眉？是并蒂莲、连理枝还是比翼鸟？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

    爸爸好客，待人真诚，很少虚情、客套，从抗战时的香港、重庆起，家里就经常是朋友，文人相聚之处，往来的有白丁，也有鸿儒，像戴望舒、乔冠华、徐迟、黄苗子、郁风、叶浅予、丁聪、董乐山、吴祖光、黄宗江、符家钦等等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伯伯、叔叔和阿姨，已经发黄的老照片记录下了他们的相聚和别离。当年的白丁，后来成了鸿儒，过去的显赫者，后来遭了厄运，无论是倒霉时，还是发达时，爸妈都一样接待、留饭、留宿、倾囊相助，包括故人的遗孀、子女，能帮忙的帮忙，该接济的接济。

    爸、妈都喜欢与年轻人结交，爸常告诫：你如果只与同辈或长辈来往，你的思想就缺少新鲜东西，甚至会变得陈腐；要多与小辈、年轻人来往，结个忘年交，你的思想才会有新东西，你的语言、词汇才会跟上时代；小朋友往往知道许多你不懂的东西，不要看不起他们，别忘了当年我们也是在前辈的指点下才摸着路，走到今天，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诚心诚意地告诉他们。如今我也已步入老年，爸的话仍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们努力按爸说的去做，既帮了别人，也使自己受益匪浅。

    女儿的遗憾

    那天，一个记者问我，你对父亲的去世，有什么感到遗憾的地方？我本来反应慢，说话木讷，加上脑子一片空白，一时语塞竟回答不上来，只好把话头岔开。现在想来，最遗憾的是我没有搞我非常喜欢的文学，没有继承父亲的文学事业。翻开爸的书，他提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故人、往事，尚健在的风烛残年的老朋友和他们的故事，那是爸爸那一代人的故事，而且是我不知道、不熟悉的人和事；他介绍的欧美文学及作家包括了差不多半个世界的文章，更是浩淼如海，说实话我只能站在岸边远远地看上几眼，哪里谈得上什么继承呢。我更后悔爸健在时没有和他多交流、谈心，没有及时搞清楚那些搞不清的人和事。多年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把我们分隔，天各一方，及到终能再聚时，又都在为失去的年华努力奋斗着。到了终于想谈谈时，爸已口齿不清，只会说些我分辨不出的吴越乡音。妈1991年去世，现在爸又去了，那些往事、秘密、誓言和约定都被他们带走了，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永远不再会有人知道，无论怎样猜测和推敲都不可能搞清楚了。面对大量的老照片，面对那些洋溢着青春的笑脸，我不禁想问：他（她）们是谁？他（她）们的命运如何？他（她）们还健在吗？还是已经化作烟尘随风逝去？

    想起爸走后第二天凌晨四点多，我被急促的门铃声从睡梦中惊醒。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心脏狂跳不止，仔细聆听却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身边爱人轻微的鼾声。我暗自纳闷，疑惧中又躺了下来……现在看着家中小灵堂前摆的爸爸的遗像，那双慈爱的眼睛似想叫住我，倾诉什么，突然，有如醍醐灌顶，我终于明白了，那铃声是爸爸舍不得走，想再见我一面，与我话别，而我却没能给他开门……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