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是爱泼斯坦九十寿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17日下午来到爱泼斯坦的家中，亲切看望这位在中国工作了70多年的老专家。

 &nb sp  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名誉总编辑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他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风云变幻。在《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一书中，他回忆了他在“文革”中当外籍“红卫兵”的经历。

    要“与革命同步”

    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响应“大字报”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组织“造反团”

    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

    在开始的时候，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

    这些活动都是由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举办的。我对这类邀请的态度一般是“先来先应”。然而，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