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芬
中国人明显存在着精神疾病躯体化现象。
一个专业心理咨询师说,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有长期不愈的慢性病者,医院怎么治都没有效果,而通过心理调节却可以轻松地见效。比如有个人神经性胸闷长期治不好,跑了
很多医院找不到原因,后来做心理咨询才发现她对单位领导不满。“
心里憋着一口气”,是这口气造成了她的胸闷。还有一个人长期头疼,非常严重,我发现他是一个基层领导,工作中下面的人不听他的,上面对他提要求,他觉得自己和别人相处太困难,有些人让他“头疼”。
北京某家大医院调查显示:在内科病人中,有将近40%的人实际上是情绪问题或者心理问题,这些人中有些根本没有躯体疾病,有些虽然的确有躯体疾病,但是这躯体疾病也是消极情绪引起的所谓“心身疾病”,如果情绪问题解决了,这些疾病很容易治愈甚至可以不药而愈。所谓顽固的慢性疾病人中,这个比例还会更大。
另据一项研究发现,同样是抑郁症,中国人多呈现躯体症状,如出现头疼、失眠等躯体上的不适,而美国人则多表现出有关存在意识方面的忧患,如觉得活着没有价值、失去意义等。
畸形的传统文化培养了一大批“好人”。
心理学专家朱建军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比中国人更直接,他们如果有心理问题,比较愿意直接对心理医生说:“我情绪不好”。而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较少直接表达消极情绪,很多时候,中国人会把不良情绪转变为躯体的不适。中国人更愿意表达躯体上的不舒服。
中国人之所以躯体化比西方更普遍,实际上与中国的文化原因有关,中国人一直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凡事“和为贵”,当然,这种思想很好,但发展到后来却变了味儿,成了压抑人们表达情绪的桎梏。
封建社会,人们不敢对统治阶层表达不满情绪,如果人敢于批评皇帝便以罪论处。统治阶级压抑民众不满情绪的典型是“文字狱”。人不能表达对“尊长者”的不满,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妻子很少有权利表达对丈夫的不满,否则就是不贤惠,不温柔。总之,如果一个人表达自己对别人的不满,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是一个不善良的人。
于是人们都用一种善良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压抑自己各种“不良情绪”,使自己成为人们心中的“好人”。换句话说,中国畸形的“和为贵”传统文化培养了一大批畸形“好人”,这些人性格软弱,从来都不敢表达自己不好的情绪,他们或她们对人际关系很看重,但是又不懂得人际相处之道。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人际交往方式,就是尽量对别人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尽量委曲求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们的文化也支持他们这样做,认为这就是善良的人。这也就是女性当中所谓传统的“贤妻良母”和男性中的“老好人”。
“好人”总是要表现善良贤惠,总是压抑不良情绪。
可是,人与人之间必然会有冲突,即使是相亲相爱的人也是一样。如果是健康的文化,应当允许人们表达这些冲突,允许人们表达对别人的不满,消除了不良情绪,人们才能更健康地和睦相处。因为,不良情绪压抑久了,人们不但不会真正的“和睦”,反而形成了一种外表看似“和睦”,私下里勾心斗角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姑且不论。
不良情绪的长久压抑,必然就会使人生病。另外,“得病”也是中国人常用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也是中国人常用的一种人际控制手段。
自认为是善良的人,社会关系中的弱者,就自发地形成一种方法,那就是生病,你可以不允许我不满,可以不允许我生气,但是你不可以不允许我生病,生病人可以间接地表达不满,生病的潜台词是:“你看你把我害成什么样子了,我都生病了。”生病还可以用做消极的反抗,你要我做违心的事情,我不敢不做,但可以生病,这样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做了。
当然,你可别误会,生病的人可意识不到这些,在传统思想道德的压抑下,他们也不自知。在上面提到的40%的身心症患者中,只有12%的人对所患的精神疾病有明确意识,并只有8%的人曾经求助过精神科。这组数据说明,广大的中国民众并不认为自己是患了心理疾病,很多人即使自己出现了相应的精神疾病的症状,也仅视作内科病症而去内科就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