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裕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方刚在去年进行了一项独特的社会调查。他从自愿报名的受访者中，选取了近百名性伙伴人数超过十个的人进行一对一深入的半结构式访谈，目的是深入探求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些“性自由人群”的形成过程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但是在访谈中，方刚博
士发现，他最初对于某些问题和指标的预设与实际情况发生了偏差，特别是在“性目的”，也就是“为什么做爱”的问题上，国人给出的答案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吻合，而且也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寻求刺激”、“审美疲劳”不尽相同。在他的访谈结果里，即使是这些经常更换性伙伴的人群也并未像电视剧《欲望都市》代言的那样把性和情彻底分开，而是“仍然渴望，并且能够拥有爱情”。
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在中国，“目前配偶”之外的“其他性伙伴”超过10人的只占0.7%，还属于极少数，方刚博士这项研究也更多的关注于在极端情况下，这一人群潜在的规则是如何运作的。而通过深入访谈形式进行个案研究，在保持学术品质的前提下，人类学家认为“可以展示出一些普遍的命题原则”。
在方刚博士选取的样本中，性伙伴人数最多的女性有400多个性伙伴，男性最多达到100个。通过一系列分析，方博士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美国学者归纳的三种性倾向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
“问一个人为什么做爱，看似一个很蠢的问题。蠢问题并不等于简单的问题，特别对于和不同的许多人做爱的多性伙伴行为者而言。”方刚说。
在他的课题报告《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中引入了Dela-mater提出的关于理解性目的的三种不同倾向：
一种是生殖倾向，该倾向强调性行为的生殖意义，而且为不同的更明确的规则奠定了基础，如性行为必须限定在婚姻中，甚至为了怀孕发生性行为等。
另一种是关系倾向，这被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性行为，假设性行为是用以加强情感与关系的一种手段。
还有一种是娱乐倾向，这被定义为“身体中心”的性，它假设性行为是为了身体的快乐，很少与对行为的规范联系在一起。这种时候，当事人通常拒绝感情的介入，而且警惕着不让彼此间发展出心理上的亲密感。
但方刚认为，生殖倾向很大程度上基于基督教传统，中国没有这种传统，所以此倾向在中国从未作为一种主导因素存在。中国主流社会的性关系有自己的倾向，比生殖倾向更多一些对性快乐本身的追求，比关系倾向更强调其中的“伙伴”应该是夫妻，或者至少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那么依此类推，他的调查中的受访者，应该属于信奉娱乐倾向的一族，这点也更符合近来的一些流行观念。但访谈的结果恰恰相反。
在国内多性伙伴关系中，性和情同时发挥着作用，而且这一点在两性之间表现得差别不大。
“接受我访谈的其他多性伙伴行为者，也几乎都强调，在他们和性伙伴的关系中，情和性都发挥着作用。而这一点，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差别并不大。主流社会所谓‘男人为性，女人为情’的判定至少在我们的访谈对象身上，没有泾渭分明的表现。”方刚说。
而且，访谈结论显示，前面提到的“关系倾向”和“娱乐倾向”在被访者身上综合作用着。有了“关系”，才有“娱乐”，或者说，“娱乐”得好了，较真切的“关系”就来了。除了极特殊的情况，情多多少少在他们的性关系中都占有一定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