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容忍”据说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内时期首创，最早见于1994年通过的联邦法案《安全与无毒品校园法案》。后来，我国香港廉政公署创建了“零度容忍”的反腐模式：“无论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只是调查力度不一样。”于是，我国香港靠了嫉腐如仇、凡腐必反的“零度容忍”， 使其在2004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名列第14位，在亚洲名列前茅。

    “零度容忍”实际上强调了一个质与量的关系。贪多是贪，贪1元也是贪，这是质，因而都要处理；但在量上的区别是“调查力度不一样”。这个做法或可借鉴。

    记得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为了发展壮大红军队伍，密切保持军队同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曾亲笔写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铁律；又记得在过去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对于干部“吃派饭”而没有向群众交纳饭费粮票的行为进行检查处理的做法；还记得在过去的“革命化”教育中，不能容忍干部占用公家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一瓶墨水的纪律。凡此，无非是不能容忍贪占国家和群众的任何便宜，违反者都要检查并受到处理。

    这种做法并非小题大做，这种处理也不过分。

    在治贪的问题上，必须坚持防微杜渐，从一抓起。为人难免有私欲私念，遇有合适机会，这种欲念就会跑出来伸手。初始一般胆子很小，也不过一点一滴，看似不大起眼的小贪。但如果受不到应有制约和查处，胆量就会无限制地膨胀起来，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一次到多次，小贪小占就会迅速发展为大贪大占，腐化变质，终为罪人。这也和吸毒一样，明知是毒，却要尝上一口，及至尝到如幻如仙的“甜头”，也就上了瘾，再戒就困难了。古人对贪多有告诫，清代江苏巡抚张伯行目睹官场污浊腐败，上任伊始，亲书《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贪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东晋西征大将军陶侃做浔阳县吏时，曾主管县衙鱼肉食品。有一次，他派人给母亲谌氏送去一瓦罐鱼。谌氏原封不动让人退回并附信一封说：“你做县吏，送我公物，不但不能使我受益，反而增加我对你的担忧。”清代廉吏于成龙有“于半鸭”、“于糠粥”、“无米总督”的雅称，他病故时，江宁百姓罢市而哭，死后遗产不过盐米数升、布被一床、袍服一件、靴带两条，别无长物。这些清官廉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慎终如始，一文不贪，一钱不占。

    “零度容忍”的特别意义在于一点也不能贪、一次也不能贪。“一”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开始，杜绝了“一”，也就制止了贪；不敢有“一”，也就没有了质变的“量”。人们开始总是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在人情面子的掩饰下，“收一次小钱，贪一次小财”问题不大，而且别人好多在这样做了，即使被发现“下不为例”就是了。这种“不惧第一次”和“贪小没什么”的念头十分可怕，它诱使人们迈出“第一步”后，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就像癌细胞，一旦感染并在肌体内扎下根，如果不能尽快彻底清除，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等到扩散开来，医救无方，难逃一死。有个故事很有启发意义：明朝有个叫王廷相的兵部尚书，一天坐轿外出，半路下雨。雨后再上路时，只见一个穿新鞋的轿夫走路小心翼翼，但一不小心还是踩到水里，弄脏鞋面。于是，这个轿夫便不再顾惜新鞋，再遇泥水，就满不在乎地踩来踩去。实质上，“零度容忍”就是不许可有人“湿第一次鞋”，从根本上打消哪怕是一点的贪心贪念。

    毋庸讳言，目前情况下实施“零度容忍”的反腐办法，也从一元一餐、一纸一烟查起，似乎不大现实，也有点法难责众的意味，但这绝对不影响“零度容忍”的教育与要求，至少是应该作为反腐败的一条长远底线来一以贯之。非如此，小贪不止，大贪难绝，从众心理不仅会使贪腐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能，而且“鸡毛掸子打人”的处理还会令人趋之若鹜、腐风日渐。有些贪官在走上断头台时埋怨“如果第一次时就受到批评处理，也不致如此”，此言虽属强调客观原因，但仍说明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零度容忍”何等重要。一时做不到的反腐方针不能不去做，更不可放任纵容，在“底线”上决不能后退。只要坚持教育与法治相结合，总有一天“零度容忍”会出现一个良好的实施起点。这是毋庸置疑的。

    最近，党中央颁布实施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这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举措。以发展为目的的改革表明了在教育、制度、监督上的多措并举，也标志着“小贪小占”和“第一次”的腐败苗头将会连根拔除。如此，“零度容忍”的践行也就指日可待了。    姬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