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军：《中国1957》以后，200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泥鳅》，今年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色》，《泥鳅》写的是底层人的生存命运，《色》写的是企业改制的大变革中各种人的命运。两部小说涉及的都是最直接的现实题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直接的现实题材相对于历史题材更难把握，您出于何种考虑，要选择 这种题材进行创作呢？

    尤凤伟：确如你言，这部《色》写的是现实生活，比上一部写当下的《泥鳅》还要当下。现在有句话叫“活在当下”，而“写在当下”（所谓近距离写作）恐怕就有问题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应当与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这一点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许多作家亦自觉地遵循着这条创作的“铁律”，身在现实，追忆历史，写出了许多让人叫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说在中国这是一条创作的“康庄大道”。

    我不想为自己“反规则”的“写当下”进行什么辩解，我只想说自己是个很感性的人，写什么怎么写多受心灵的牵引，想走进历史便走进历史，想与现实贴近便与现实贴近，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我的写作是“在历史与现实中间奔走”那般。这是其一。另外说到底我也不怎么相信创作有一成不变的定律，怎样对了，怎样错了，就说创作与生活的距离这个问题，自是不可否认拉开一定的距离能把事情看清楚些，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对“看清楚”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时间，而是人们看待事物的立场与态度。春秋战国时期到现在隔着一两千年的时光，“距离”不可谓不远。可一部“大制作”电影就硬是把暴君当成英雄，大唱赞歌。同样说明历史观的对错与“距离”没有多少关系。再把话题说到“当下”，当下的事情虽然“距离”很近，发生在眼皮子底下，但很多事情（包括大是大非）事实上已是泾渭分明，也用不着等多少年后才能看清楚。恰恰不是看不清楚，而是看得太清楚，这反而让作家不知该如何是好。“当下”成为“当下写作”之尴尬处。话题回到《色》，选择这一题材写作，正是由于现实生活对自己的“近距离冲击”。这冲击迫使自己思索生活是怎么的了，人是怎么的了，这些思考尽管会使上帝发笑（据说一位哲人讲过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却与我们中国人生死攸关。

    王继军：《泥鳅》写的是民工，底层人，小说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感。《色》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小说在写他们的善与恶时，笔调比较客观，作者的这种态度的变化和作品主人公的改变有关系吗？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尤凤伟：有批评者认为《泥鳅》对民工这个群族的负面作了过分的展示，有丑化之嫌。对此我也想过，我确实写到他们身上的愚昧落后甚至犯罪，但这是生活的真实。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主要体现在农民身上。几十年过去，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另外就《泥鳅》这部书而言，我以为我倾注在民工身上更多的是同情与怜悯，为他们受到的不公激愤痛惜。综合起来，这就是你说的作品“透露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感”吧。你认为《色》的“笔调比较客观”，这一点我承认。倒不是因为《色》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而是题材所致。当时写《泥鳅》时可以说义愤填膺，扮演着“呼吁者”角色，而《色》展现与思考的是更为宏观、复杂的社会层面，仅仅“爱憎分明”是不成的。

    王继军：主人公吴桐在小说里被称为“好吴哥”，从作品看，善良是他的基调，即使失败，他也没有放弃对善的追求，但他自己又不愿别人称呼他为“好吴哥”，该如何看待主人公的这种心态呢？

    尤凤伟：将吴桐视为一个失败者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本来有机会飞黄腾达，最终却“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的失败归咎于他太认死理，在变化多端的社会中不能随着变化“与时俱进”。就吴桐的聪明才智，他是有能力跟上“时代步伐”的，他不跟，是因为不愿改变自己向善的心性，或者说不想超越自己做人的底线。我想吴桐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他的“失败”发人深思。一个社会，什么时候都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哪类人会成功，哪类人会失败，这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尺度。吴桐是个健康者，健康为病态的环境所不容。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才是一个成功者，成功地坚守良知的阵地。当然人性又是十分复杂的。吴桐在面对自己的人生时又不免发生困惑，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存一丝质疑。你说的吴桐不喜欢别人称他“好吴哥”怕就出于这种心理，怀疑这般称呼有讥讽的成分。当一个人为自己的“好”而心虚，确是一种悲哀。

    王继军：主人公对“性”一直很认真，为什么要安排他和一个陌生女子乔发生“一夜情”呢？这段描写，让我莫名地想起贾宝玉的“太虚幻境”，中国文化对“男人”的定位，尤其是“好男人”的定位是否在这个细节里得到了延续？

    尤凤伟：吴桐在性观念上也很是“老派”，多有机会，但一次次错过，或者说放弃。书中写到的与乔的“一夜情”难免不使人产生质疑。其实像吴桐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大有人在，凡事总要有章可循，性亦于此。比方吴桐与妻的房事便严格按“作息”时间表行事。由此可见，他与乔一定是找到了“可行”的依据，不然又会退避三舍。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英雄是人，吴桐也是人，一时乱了心性也是说不定的。中国文化对“男人”、“好男人”的定位我不太清楚，这个定位是否在这个“一夜情”故事中得到延续，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在写作之初模糊觉得，书中这个“如狼似虎”年龄的群体恐怕会使作者对性的描写上无法回避。大家在说到性描写上常用的一个词是“分寸”。我不知道这分寸把握是否得当。

    王继军：俄罗斯文学中有“多余人”的形象，看了《色》以后，我觉得用“多余人”这个词来形容主人公吴桐特别恰当，虽然二者的含义有很多不同。您认同这个说法吗，能否再深入地分析一下这种人的处境？

    尤凤伟：吴桐是“多余人”吗？即使是，怕也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有很大差别。吴桐是有进取的，他不想做“逍遥派”，他的“多余”是外界的不容，用句时髦话是外界将他边缘化，最后落到“多余”的尴尬境地。他的这一处境在前面多少谈到，是他的“不识时务”和不肯随波逐流所致。可以说吴桐是个悲剧性人物，但也可以说是个英雄人物，当代英雄。一个人需要有多大的气概才能有吴桐般的作为呢？不信可以扪心自问，哪个人能以正义为重，抛弃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说“不”？哪个人在自己穷途末路时心里还惦记着为别人许下的诺言？如果有人说他便如此，那么向他致敬。

    王继军：为什么给小说起名为《色》呢？

    尤凤伟：只是觉得“色”字的多义能与作品较为宽广的社会生活空间相合，所以就叫了《色》。如果有人认为是具有某种暗示，那只有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才会明了。

    王继军：小说里写了一个星相女孩，您信星相吗？可以告诉读者您是什么星座的吗？

    尤凤伟：我对星象没有研究，也不怎么信。但知道现在看星相很时髦。所以便按在星小姐的身上。我查了查，我属双子座，与书中主人公吴桐相同。

    （《色》，尤凤伟著，载《收获》杂志2004年第6期，全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