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环广场工地，一名农民工从楼上向大街上张望。大部分农民工下班后面对的是孤单和寂寞。（吴江 摄）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贫乏， 专家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提上日程

　　专题动机

　　11月27日晚8时，顺义区数十名农民工在一小录像厅看黄色录像时，遇到警方巡查，逃跑时慌不择路，20多人跌进化粪池，2人死亡(本报11月30日曾有报道)。

　　记者调查发现，此事件的背后，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在京农民工超过200万，已成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业余时间少，城市中文化消费的成本又比较高，多数农民工大多只能以打扑克、看街景等打发闲暇时光，被隔绝在城市文化生活之外。目前，已经有一些部门开始关注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困境。

　　“没有电视，没有书可以看，没有能唱歌的地方，没有网吧，现在录像也没得看了。”白辛庄村周边一处工地上，一名农民工向记者抱怨。一周前，他所在的工地上两名农民工看黄色录像逃跑时被溺死。昨天，顺义区政府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事发之后，录像厅已被关闭。

　　他表示，改善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整个农民工都面临文化生活匮乏这一难题。

　　“晚上连听录音机都听不了”

　　记者了解到，白辛庄村周边有三处民工人数过千人的建筑工地，周围都是庄稼地。工人们说，每天6点半收工后没什么娱乐活动。

　　建筑公司很少在他们休息时间安排娱乐活动。金坛建筑安装公司的一民工生活区内，几间平房宿舍的窗户和铁门上的玻璃大部分用纸盒粘着。一间宿舍内，一个20多岁的民工躺在床上看书，眼睛都快贴到书上了。

　　“房间内白天没有电，晚上供电也只有36伏低电压，想听听录音机都听不了。”出事前，工地附近有4家录像厅，花上1元钱甚至5毛钱看个黄色录像还算是个消遣，但目前都已经关闭了。

　　“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

　　记者在昌平等几个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调查发现，由于业余时间少，文化消费的成本又比较高，农民工尤其是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单调的问题普遍存在。大部分建筑工地没有为农民工准备充分的娱乐场所和设施。同时，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2003年《北京统计年鉴》表明，外来人口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超过90%)，他们也难以享用城市中的文化娱乐设施。很多民工空余时间主要就是打扑克、逛街。

　　根据劳动保障部门公布的数据，2003年北京已经有239万农民工。2003年《北京统计年鉴》表明，建筑业劳动者有19.8万人，餐饮服务人员有14.4万人，已经成为不少行业的主力军。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说，“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

　　“满足文化需求应提上日程”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农民工自发组织了打工者艺术团、打工妹之家等组织。但这些组织受到水平和资金的限制，再加上数量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庞大农民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上的贫乏。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注意。4个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称，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保障该群体的各种权益，尤其是他们的极度匮乏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应提到采取切实措施的日程上来。

　　记者调查

　　工地上年轻人想管也管不住

　　调查地点：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工地

　　47岁的柳小宽已经半年多没回家了。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后，他先在北展建筑工地做了3个多月，最近几个月在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工地做木工。半年前，临来北京时，大哥把他20岁的儿子小德子托给柳小宽，让他带着到工地打工。

　　在北展工地时，附近比较繁华，柳小宽发现根本看不住小德子，“没有电视看，平常没什么娱乐，小德子没事就在工地宿舍里打牌耍钱，砸金花，每次输赢都在二三十元，赢了就喝酒，输了一头扎在床上睡觉。”柳小宽说了几次也管不住，他说，上点岁数的民工干完活、吃饭、回宿舍就睡觉，起来再去干活，基本上很有规律，但像小德子这样的年轻民工精力旺盛，有工夫就溜出去，在外面瞎逛。

　　“有一次小德子从外面回来，脸上青紫好几块，鼻子流血了，问他什么也不说。我问了和他一块出去的工友，原来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小德子就站在街上看，结果女孩子的对象打了小德子一顿。”柳小宽说，110还把小德子带到派出所，最后人家赔了点钱，“到城里打工，该看的要看，不该看的不要看。”他曾这样嘱咐过小德子，结果小德子还是没管住自己“惹了祸”。

　　小德子在北展工地干了不到3个月，柳小宽就让他回了家，并给大哥打电话，让大哥找人给小德子早点说对象。“这孩子，呆在这儿早晚还要生事。”柳小宽说，要是工地上有台电视，年轻人能有点娱乐，也许小德子能继续在北京呆下去。

　　强行冲出工地只为上街转转

　　调查地点：北航附近一工程施工工地

　　昨日下午4时许，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近一工程施工工地，三三两两的工人走出门外或从外面返回。

　　在工地门口，7个刚从外面回来的工人说，他们是安徽人，都是工地上的木工，昨天下午歇班，他们结伴到大街上逛了一圈，“什么也没买，就是散散心，在工地上太闷了”。

　　这7个人最小的27岁，最大的已52岁。35岁的刘姓工人说，他们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工地也没有设立任何娱乐设施，宿舍里不让看电视，如果查到有人偷看电视还要受处罚，“宿舍电压只有30伏，想看也看不成，除非自己私拉电线。”所以晚上下了班一般是在宿舍里打打扑克、下下象棋。

　　27岁的樊姓工人说，工人们闷得慌了，就到大街上走走，因为每月工地上只给50元生活费，所以也舍不得花钱买东西，其他工钱到年底才一次性结清。

　　樊姓工人说，他结婚4年了，孩子3岁，半年多没回家了，“一想到媳妇、孩子心里就难受，到大街上转转，看看扭秧歌、跳舞的人，心情就好了。”“他更想看看漂亮姑娘！”一个工人说，这些人全都笑起来。记者问他们是不是都想看看，他们笑着说“谁不想看”。

　　这些工人说，半个月前，工地突然把大门紧闭，不让民工随意进出，说是为了安全，憋了七八天后，100多工人把门口保安推开，强行打开锁着的大门，跑到大街上“转了转看了看”，从那以后，工地再也不提锁门的事。“我们是干活的，不是坐监狱的，还能不让出门？”

　　看到美女同志就想打个招呼

　　调查地点：朝阳区大望路一施工工地

　　每天6点半，路旁就会站着一排附近工地收了工的民工，有时他们会蹲在马路牙子上看街上的来往路人。

　　“工地没有什么文化活动，整天拼了命的干活，有时我们就到街上放松放松，看看高楼大厦，看看来往的小轿车，再顺便看看女同志。”四川籍民工小王说到这停顿了一下，“我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老婆了，有时看见美女同志也想打个招呼，就是打打招呼，没别的想法。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看到一个20多岁的女孩玩健身器械，开始我就是远远看她，看了大概20多分钟，我鼓足勇气到她旁边一个器械玩，就是想近一点看她。过了10多分钟，她发现我看她，我很快把脑袋扭向了别处。而她没多大会儿也走了。我真是一点恶意都没有。”26岁的小王低声说。

　　32岁的江苏籍民工郑立说：“其实，我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那么几十本各种书籍让我们互相轮流看看，或者有个电视、VCD让我们看看电影，这也行啊。可我们现在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坦率地说，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肯定很想过正常的性生活。常年在外，每年回家和老婆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过一个多月。”郑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听一个工友说，其他工地有几个民工拿到刚发的100多元工资去找‘小姐’，刚谈好了价钱，他们就被警察抓了，原来那个卖淫窝点被警察盯了很久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就这么呆着，再怎么没有文化生活，也总比被关起来强啊。”

　　专家访谈

　　农民工有权利享受文化生活

　　受访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虽然已经比较丰富，但大多是为城市居民准备和设置的，农民工无法享用，难以参与到城市中的文化生活中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与经济条件制约有关，在短期内很难有很大改观。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改变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问题的途径，是他们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就只能无所作为。对于农民工来说，目前比较现实的业余文化生活主要就是看看电视，但即使这一简单的要求，现在也不是多数民工都能够享受到的。我认为，在尽可能改善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雇佣单位应该承担责任，可以将农民工文化生活消费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政府对单位进行法规和制度上的制约。例如，农民工的居住场所的面积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达到一定人数必须配备一台电视机等。

　　另外，目前在各个行业从业的农民工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很多农民工也倾向于和老乡联系。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在农民工中发展工会、打工者之家等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在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

　　此外，一些针对市民的活动，比如市运动会可以引入农民工参加。尤其是对于一些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做出了很大贡献，应该享受比较稳定的工作、居住场所和规律化的文化生活。 记者袁凌专题采写：记者李华良刘英才张伟娜周奇张洁王荟吴蔚谢炜申剑丽通讯员胡峰黎方益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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