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咱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 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他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吧！”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时他只是农业副县长，还不是县委常委，如果开的是县委常委会，他就没有出席的资格了。还有两个细节他也记得很清楚：其一，调任地委副书记没多久的白天明专程赶到县里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大家还一人出了五块钱，集体请白天明吃了顿饭。其二，主持会议的不是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壮夫，刘壮夫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主持会议的是县长于华北。于华北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来没多久，同志们私下里都在传，说于华北只是下来镀镀金，以后还要回地委当组织部长的。

    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