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二十多批民主精英究竟当年是怎样在英、美和国民党特工人员眼皮监视下秘密离开香港的？当中发生了多少传奇故事？近日，时任香港《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直接参与了这项秘密工作的杨奇先生，发表文章记述了这段史实。

    开辟海上通道

     早在1948年，周恩来就考虑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

    由于战争正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曾经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可英当局强调“不可能很快答复。”周恩来当即决定放弃这一设想，而采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总理的电报指示后，成立了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工作，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货船不大，客房极少。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还化了装。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向北航行。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到了罗津迎接。29日到达哈尔滨市。

    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致函李济深，建议他尽早北上。随后不久，蔡廷锴还写信给留在香港的儿子蔡绍昌，要他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第二批民主人士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1948年11月23日深夜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重视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开香港北上，不让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3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老已经离开香港十多天了。这件事，表面看来只是日期差别的问题，实际上却关系到北上民主

    人士的安全大计。

    商定李济深离港计划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多，护送工作也更加谨慎，特别是要筹划李济深安全离港的工作，更是大费周章。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来往，美国领事馆也与他接触频繁。白崇禧曾亲笔写信给李济深，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步人士何香凝、梅龚彬等的劝说，李济深并没有上当。

    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诚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5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到了12月23日，我接到任务，负责运送李济深的两件行李，并负责护送李济深等人登上苏朝合营的货船“阿尔丹”号。

    巧妙脱身

    1948年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也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家居打扮，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二十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止，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董事长）寓所。这时，那边晚宴才真正开始。

    时钟敲响9响，当我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就打电话照约定的暗语说：“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邓文钊的两辆轿车立即出动，将李济深等5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周而复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3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坐上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

    这次李济深一行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达大连。中共中央派了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前往迎接，乘专列到哈尔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