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2月25日,中央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要求大家"转弯子"。3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标志着运动升级至党内公开"批邓"阶段。"四人帮"为了反邓,在很短的 时期里,拍摄了《决裂》、《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反邓影片,以 《反击》最受"四人帮"的关注。

　　请看《党史天地》刊署名木华的文章。

　　张春桥下令：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1976年初,张春桥的心情是"喜怒相伴"。周恩来的去世,邓小平又受到批判,他的劲敌已然散去,可谓一喜；1976年1月下旬,由毛泽东提名,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这给一直做着"总理梦"的张春桥一记闷棍。新敌再现,使他愤懑不已。

　　2月3日,他与江青碰头密谈,决定利用文艺作品作为工具来发动一场政治攻势,并叫来文化部的三个负责人：于会咏、刘庆棠、钱浩亮,指示他们搞"与走资派斗争的戏",以便与 "当前的斗争紧密结合"。张春桥叮嘱说：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最迟不能超过今年国庆节上演！江青也下令：必须越快越好。

　　3天后,张春桥再将于会咏等三人召来,强调要求"安排文艺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有广度的戏,这是当前斗争的需要"。2月16日,江青在给于会咏的批示中写道："可以从 《序曲》中选材改编成电影和戏"。江青下令：要写同走资派斗争的电影,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这股"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的热浪迅速波及全国,成了文艺创作的主导潮流。

　　很快,文化部紧锣密鼓,细致落实,但由于计划过于庞大导致动作迟缓,风头却让一个外行抢去了。他,就是迟群。

　　在"四人帮"政治集团中,迟群的地位非同一般。大概可以坐第五把交椅。迟群搞文艺革命,似乎有些先知先觉的天分。早在1974年底的 "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市委召开创作会议,布置了清华、北大（时称"两校"）写作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电影剧本。1975年9月28日,正是"整顿工作"的高峰时期,迟群策划清华、北大成立剧本创作组,次年1月,创作组交稿北影两个剧本。一个是教育革命题材剧本《占领》（上、下集）,讲述一所大学在"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并占领了学校的故事。另一个写了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故事,名叫《火花》。北影认为《占领》上集有基础,下集和《火花》差强人意,未予答复。这些剧本就一直搁在那里。

　　1976年2月下旬,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邀请迟群、谢静宜到上海组的京西宾馆一聚。到了以后,上海市委三把手徐景贤等人已在等候,不一会儿,江青、张春桥、于会咏、钱浩亮、刘庆棠、毛远新陆续抵达。这是一次主干力量比较齐全的"帮会",也是第一次密谋"阴谋电影"的策划会。说起邓小平被批,个个情绪高涨。谈起电影的作用时,有人建议应写个电影剧本,把去年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以及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银幕上表现出来。剧本《占领》的修改工作正式开始3月1日,于会咏、钱浩亮、刘庆棠等人打着迟群的旗号,询问北影对剧本的意见。此时,恰逢文化部向北影布置了在年底前拍摄一部反映 "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影片的任务。厂方正在到处找剧本,有了迟群的催促,北影同意立即组织修改北大、清华创作组写成的《占领》。3月4日晚,北影党委研究决定,派红极一时的《决裂》摄制组担当此重任。但《决裂》导演李文化,却觉得《占领》剧本理论名词一大堆,像个活报剧,兴趣不大。厂里只好去做"思想工作"。厂领导宣读厂党委决定时,李文化已无可选择。厂党委也向他交待了"三路配合"的底：影片政治上由清华、北大负责,艺术上由文化部负责,生产上由北影厂党委负责,条件再好不过了！3月7日,北影厂得到通知,清华、北大两校师生成立一个12人剧本创作组,地点在北大。要求北影派人加入创作组,参加剧本改写工作。北影于次日派出3人参加两校创作组。当天,对电影剧本《占领》的修改工作正式开始。迟群特别安排了"三级把关"：一、责成清华党委、北大党委两位领导,具体负责创作组日常工作；二、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及时研究剧本方向路线；三、迟群、谢静宜随时听取前两级的汇报,在政治上把关审定。

　　3月12日,迟群召开记者招待会,向驻两校记者及两校剧本创作组介绍清华大学"批邓的成绩",他语气激昂,连续点了一位人大副委员长和三个省委书记的名字,斥责他们是 "彻头彻尾的走资派",声称："目前,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大批走资派。今后的斗争更是尖锐复杂。有人写匿名信、打电话给我,扬言要把我头朝下吊在天安门前。可我一点也不怕！我不想死,也不会死,因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战斗！"会后,迟群将创作组留了下来,对影片主题、人物、情节定调子："要集中写现在,写1975年这个大斗争。写复辟与反复辟,翻案与反翻案,要直截了当一点,要能看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写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办？不要局限在学校,要更高些,纳入大的斗争上。可以写到中央,可以让省里说上面。要写出走资派比还乡团还厉害！走资派就是法西斯,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

　　那段时间里,在江青等人的指挥下,一大批类似的电影都处于酝酿之中。于会咏亲自过问电影《春苗》、《决裂》改编京剧工作,他说："这个戏要求搞上、下集,上集写'走资派'作假检讨,下集写'走资派'又翻了案嘛！"

　　1976年2月,于会咏指令全国的所有电影制片厂,要立即拍摄"与走资派斗争的影片"。于是,各制片厂都纷纷调整了1976年的故事片题材规划,对正在创作的剧本、正在拍摄中的戏进行修改,增加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的几个月内,各制片厂生产的同走资派斗争的影片8部,正在拍摄的13部,在修改准备拍摄的39部。1976年,全国电影生产能力最高只有36部！上影1976年计划拍摄7部戏,百分之百的写与走资派斗争。长春电影厂1976年计划的10部故事片中,有9部写走资派。1976年2月,刘庆棠下令让原《创业》摄制组马上拍摄江青指定的写走资派的"新《创业》"--- 《大地春雷》。当年长影的《芒果之歌》、《山村新人》因"走资派写得不深刻"遭到吉林省委负责人严厉批评。1976年2月,于会咏领受了江青、张春桥的指示,除部署电影创作外,还指令文化部的写作班子"初澜"写出了《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一文。此文初稿出来后,姚文元亲审,于会咏加评语,三易其稿。

　　不久,修改后的《占领》出来了,迟群看后,并不满意："走资派太小,缺乏震撼力！"迟群说：《反击》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拳头根据迟群的意见,创作组把第一号反面人物韩凌的职务,从校党委副书记提升到省委副书记,跳出了学校的范畴。

　　不久,迟群又下达指示："一定要把省委副书记改提为省委第一书记。写大的,写一把手。"创作组对此有顾虑,全国就只有二十多个省,容易对号入座,感到片子上映后,将产生不良后果,而当前中央的精神是要求稳定。是否可以改一改？迟群断然拒绝："还是写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一条原则！"迟群授意清华政治部门把一些重要材料拿到创作组,突出的一件是把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到某省去解决问题的文件和材料,作为反面教材供创作组参考。清华又根据迟群旨意向创作组介绍从中央到各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点出河北、浙江、福建、云南、江西省委的问题,抛出大量材料作为 "创作素材",这些都在影片中留下了痕迹。

　　3月底,创作组在《占领》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较大改动。迟群看后觉得《占领》的名字缺乏斗争精神,缺乏力度,决定改名《反击》,迟群强调：《反击》是一枚重型炸弹,必须搞好。他着重强调了四点：一是规定剧本的主题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二是阐述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三是要揪一层人---正在走的大小走资派,他们从中央到地方还掌握着很大部分权力；四是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依靠党内资产阶级就可公开夺权。迟群这些指令性观点,后来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剧本完成稿中。迟群还将清华大学秘密据点私整的高层领导人的秘密材料,提供给《反击》作创作素材。他说：走资派就是反革命,可以判刑,还可以枪毙几个！

　　第三稿出来后,交迟群过目。迟群看后批示道："总的感觉曲折性不够,结尾不解气,主要是刮风,反击力量不够,应体现胜利来之不易！"要求在进一步的剧本修改中,集中力量写好江涛,写出赵大姐是怎样控制局面的。"对于反面人物韩凌,要求点明他的五大特点：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到后来,剧本的一些台词怎样写,迟群也要亲加指点。增加了韩凌问儿子："理论基础学得怎么样？"以及群众批评韩凌："说是生病,比上班还忙！"等等一些影射、攻击周恩来的台词--强调基础理论学习是周恩来1972年搞教育整顿时大力提倡的,而王洪文在"四届人大"前私赴长沙在毛泽东面前告周恩来的状时,正是用了剧中群众批评韩凌的相同语言！

　　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迟群提出：《反击》是政治大事,要快,粗糙一点也可以上！剧本创作组全力以赴,三月动笔,六月分镜头剧本定稿！1976年 "天安门事件"爆发时,《反击》已基本完成。但迟群下令一定要把"天安门事件"写进剧本。迟群说：《反击》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拳头！

　　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集会。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的"两项决议",即华国锋出任中共第一副主席、总理和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在全国被公开点名批判。4月中旬,剧本创作在要不要写"天安门事件"上发生争议,进度卡壳。4月23日,迟群到创作组"释难解疑"："天安门事件一定要在影片上出现,是一条原则。因为是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不写天安门事件就写不清楚,故事不是在天安门,而是在外地。"他还特邀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来创作组和摄制组向创作人员谈"天安门事件内幕"。剧本完成之际,创作组提出：是否"体现一下党的政策",让韩凌有所转变？迟群闻之,严厉地斥责道：这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不够！对政策的考虑是多余的！"《反击》于1976年4月底脱稿。迟群看后兴奋地说："我看《反击》比《决裂》好！是无产阶级一个拳头！'五·一'节那天,我一口气把本子看完了的！"下令立即投入拍摄,在10月1日上映。电影《反击》故事梗概中国北方某省。时间：1975年－1976年。省委常委兼黄河大学党委书记、校工宣队负责人江涛,带领师生在黄河大坝上搞开门办学。他们承担了清除水库泥沙的工程设计任务。江涛与师生、附近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人们拥护他。校党委副书记乔伯仁（文革前黄河大学校长）和教授薛耀宗也来到黄河大坝。他们对开门办学、贴大字报表决心毕业后当工农等现象不满,发牢骚。江涛称赞这是教育革命的成果。双方话不投机。

　　这时,该省文革前的省委书记韩凌由邓小平亲自点名"解放",官复原职,任省委第一书记；乔伯仁、薛教授到机场迎接从北京回来复职的韩凌。韩对二人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我不又回来了！"他告诉二人：小平同志鼓励他不要怕,"敢"字当头,把省里的整顿工作抓好。

　　韩凌一上任便传达中央关于整顿工作的新精神。他大发雷霆：这个班子不能贯彻新精神,必须整顿！江涛和省委常委、老革命"赵大姐"赵昕会后议论：认为这个整顿的新精神,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全整掉！

　　韩凌把乔伯仁、薛教授召到家中,了解教育情况。乔、薛二人发表了对开门办学、忽视基础理论学习、学生质量差等问题的不满看法。韩凌决定,教育整顿从黄河大学入手。他吩咐乔伯仁把开门办学的人撤回学校。乔伯仁将黄河大坝上的学生紧急召回,并宣布对他们进行一次突击考试。考试遭到以工农兵学员、党委委员钟大闯为首的学生们的抵制,他们罢考。匆匆赶来的江涛支持钟大闯。他拿过考卷,质问乔伯仁为什么把文革中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拿来对付学生？乔伯仁说这是贯彻省委整顿教育的精神。江涛以党委的名义召开教授会议。江涛宣布对他们进行一次考试。考试用的就是几天前考学生的那份考卷,由钟大闯等学生监考。教授们不少人交了白卷。江涛指出这种考试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方式,并不能衡量人的真实水平。江涛胜利了,他把学生送回了开门办学点。

　　韩凌继续抓整顿。他指示省报大造舆论。省报决定发表贯彻"三项指示为纲"精神的社论,以及韩凌在黄河大学读书的儿子韩小方反对"教育革命"的文章。

　　江涛与韩凌针锋相对,在校刊上重新刊登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省报上的社论和校刊上重印的《通知》同时上市。韩凌大怒。派人捣毁了校刊销售亭。抓走了卖校刊的钟大闯等人。江涛直闯韩凌办公室：质问他为啥抓人？

　　韩凌与江涛两人关系渊源很深。解放战争中,韩凌担任地委书记,住在江涛所在的村庄。一次,韩凌被"还乡团"抓住,还是儿童团员的江涛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而自己受了伤。解放后,韩凌变成了走资派,文革中,江涛带头造反,打倒了韩凌。

　　在办公室,韩凌声称,阻止卖校刊是因为他们破坏了安定团结。江涛锋芒毕露,直斥韩搞复辟倒退,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阶级斗争。赵昕进来,表示她和大多数常委支持江涛,并已请示中央,决定增印5万份校刊。

　　韩凌拿起电话："要北京邓副总理！"北京来了指示,韩凌采取强硬措施,赵昕靠边站。江涛下放。罪名是乱提极"左"口号,破坏整顿。

　　江涛却不消沉。陷入深深的思考：邓小平能代表党中央吗？要警惕中央出大修正主义！韩凌否定了江涛带领师生搞出的黄河大坝泄流排沙方案,决定从外国进口挖泥船。乔伯仁代理黄河大学党委书记,他决定撤掉开门办学点。江涛的对抗,韩凌不能容忍。他秘密派人到黄河大学开门办学点抓走了江涛,投进监狱。贫农田大娘骂韩凌："他比还乡团还狠毒！"

　　韩凌到监狱看望江涛,让江涛认错,被拒绝："革命与走资派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