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出身于农民家庭，却不是一个封闭的人。

　　他深道，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只能走出国门，开阔眼界，才能更好地走自己的路，走稳自己的路。

　　于是，他决定考察日本。

　　然而，首次踏入日本岛国的汪海，心情却是复杂的。

　　4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侵略罪行，让 几代中国人都无法淡忘。1973年，中日建交时，汪海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感到不可理解。

　　是的，必须承认，从感情上讲，汪海不愿意和任何一个"日本鬼子"打任何交道。

　　但是，汪海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他们从战败国的废墟上爬起来，抓住世界经济的调整与新技术革命的第一个机会，把经济搞了上去，跻身到西方发达国家之列。

　　汪海知道，制鞋业对日本来说，已经是夕阳工业了。就是说，他们早已不再发展过去年代的制鞋产业了，而是把这一产业以高劳务费用形式转让给南韩、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甚至橡胶九厂也一度生产过日本的订货。现在的日本，有许多已经或即将淘汰的生产线，等待着想发展制鞋业的国家前去购买。

　　抵达日本后，望着满街匆匆忙忙、擦身而过的日本人，汪海心底实在不服气。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先生，可如今，我们却落后于他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日商冈正泽热情地接待了汪海一行。冈正泽的算盘拨得很精：如果这次能与汪海成交60万美元的冷粘鞋生产流水线，他从中便可以净赚10万美元。不知日本人是怎么弄清汪海一行人与中国官员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日本人明白，尽管他的协议是和中国国家有关的部门签订，但汪海是买主。因此，他以一个日本人的精明，对汪海一行一点也不敢贻慢，真正做到了殷勤备至。

　　汪海在东京转了几个企业，看了几条生产线，并不十分满意。他给日本下了一个结论："你们这里的月亮并不圆，这些生产线不仅够不上最先进，操作时还弥漫着毒气体，工人的劳动强度仍然很大。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汪海的不满意，让冈正泽感到发毛。

　　汪海提出要再多看几条生产线，冈正泽只好答应。同时请吃饭，又导游观光。他知道要做成这笔生意，对这些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有必要做出大量的感情投入。可是，他发现这些中国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中国人，总是以挑剔的眼光看着他推荐的一条条生产线。

　　在东京到大阪的高速列车上，冈正泽再也忍不住了，他面带笑容，却语中藏锋地对汪海说："既然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汪先生也经过实地考察，我看是不是就尽快买了吧？"

　　汪海天生就有一种大将般的外交风范，他大眼一瞪，字斟句酌地说："协议书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　　但既然有实地考察的必要，就说明原先的协议是两可的呀。"

　　冈正泽再也无话可说。

　　到了古城京都，冈正泽继续采取攻势："汪先生已经看了七条生产线了，总有一条是满意的吧？"

　　汪海诚恳而又坦率地说出了他对七条生产线的看法：

　　"说真的，我们很想引进先时设备，可惜贵国这些生产线并不像先生说的那样先进，更没有想到流水线上弥漫着严重的有毒气体，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意工人在有毒的情况下作业。"

　　冈正泽做了一辈了生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对付的客户。他一点也没想到，中国的这位"厂长"，算盘打得比他还精。

　　出国前，汪海和科技人员早就对美国、原联邦德国、意大利的制鞋技术做了研究。这次出来，他抱定两个主意，一是要高起点。既然要引进，就引进真正属于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二是以看为主。好不容易出来了，就要把外国技术看个够，知遍天下，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在今后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中，知道哪些确实必须引进，哪些尚待自己开发，自己研制超越。

　　在南方米城米子，冈正泽做着最后的努力。他说："领汪先生到这么偏远的地方米，我想您会满意的。因为这里是最后一条，也是最好的生产线了。价格嘛，可以大大地优惠。"

　　夜是那样的幽静，小小的旅馆里，汪海一行围坐在榻榻米上毫无睡意。买，还是不买？明天就要最后表态了，大家眼睛直盯着汪海。

　　不错，日商已向他们提供了日本最好的流水线，而价格也一压再压，压到了27万。这不能不说对方是不惜血本了。

　　"我看还是选一条最好的买了吧，咋说也是日本最好的啊！"

　　"前不久，国内一家企业买回同类生产线，花了60万美元，如果咱们真能27万美元买回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呢？"

　　随行的工程师们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再说，家里还不知道调查组在怎样查你呢，要是买不回去，岂不是又白白添了个出国旅游的罪名？"

　　这些问题汪海并非没有考虑。几天来，身在日本的他，脑海里总是不时地映出日本电影《追捕》中杜丘的形象。这位由硬汉高仓健饰演的警察，身后被自己人误会和追捕，却始终冒死与恶势力相斗的情景，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

　　影片中的杜丘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他呢？

　　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他只要做一件事，就总能引起一些人的愤怒。而且他们上面有人，权力还相当大。假如这次调查组偏听偏信，他就会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如果被撤，那么，自己一切的抱负、理想皆付之东流。想到这些，他感到烦恼至极。

　　已是凌晨3点，汪海一直眯着眼睛，默不作声地听大家议论。

　　等到大家都无话可说时，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据咱们掌握的资料看，日本的设备并不是世界超一流的，而且操作时弥漫有毒气，劳动强度也仍然很大。

　　第二，我们空手回去，并非没有收获。起码了解了日本的情况，拆穿了"东洋镜"。胶鞋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有些工艺三年五载甚至永远不可能实现自动化。国外有些生产价格昂贵的国际名牌鞋的厂家，也不过用一些很一般、并不复杂的设备，着急在于工艺和质量，这就使我们增强了追赶的信心。我们完全可以制造出比他们更先进的无毒作业的流水线。

　　第三，咱厂底子薄，刚刚能有饭吃，凑起这60万美元已是求爹告娘了，就是以后真要买也要有选择地买部分单机，无论如何不能买整条生产线回去，不值得。

　　第四，骂我们出国旅游，只骂一阵子，骂一个小角角。但是，如果买一条有毒的、并不先进的流水线回去，工人们将骂我们一辈子，日本人也会因此小视我们中国。

　　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让汪海收紧钱囊，打道回国。临上飞机前，分文没赚的冈正泽不得不由衷地向汪海竖起了大拇指："汪先生很精明，爱厂爱工人。中国来谈判的，像你这样带了几十万美元又带回去的，实属罕见。"

　　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商战中，两人后来竟成为至交。多年后，冈正泽还特意派他儿子来中国，拜汪海为师，学习经营之道。这说明了什么？

　　从日本一路风尘回到青岛的汪海，走出火车站时，广场上空空荡荡--没一个来接他。

　　"通知办公室了吗？"汪海问随行人员。

　　"通知了。"

　　"给厂里打电话，问问我下台了没有？"

　　他想，出国在外一个月，谁知道家里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倘若自己已被端了锅，赶下了台，那么就老老实实先坐公共汽车回家吧。

　　打电话的人回来说，书记没换，还是你。

　　汪海顿时来劲了："再去打电话，通知办公室马上派车来接！"他执意要大家等厂里的车来接，并非要这个派，而是憋着一股火，要争一口气。

　　厂里的车，最后还是来了。

　　然而，当汪海找着一箱从日本买回来的样品鞋，回到家里时，老伴对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父亲是喊着你的名字离开人世的……汪海犹如晴天霹雳，他木桩般僵立在那里，泪水滚滚而下……后来，妻子还告诉他，厂里来人说，市纪委发来最后通牒，要他一下火车，立即就去纪委报到，检查交代问题。

　　汪海愤怒了："他娘的！这是哪儿出了毛病？我看是经济体制这架机器有病。你想放开手脚干事业，总是有人在等着抓你的毛病。这种人是一切运动的主力军，是划圈干部，是划圈能人。他们除了干这些没屁眼子事儿，他娘的还能干什么？有这种人在，中国这条成就不可能飞起来！"

　　历来忠孝不能两全。当汪海在青岛安下家后，就把风烛残年的父母亲接到身边住下，一心想让老人安享晚年。工作即使再忙再累，有时要住在厂里督阵，他也要在周末抽出两个小时回来向父母问安。临去日本前，父亲就生了病，卧床不起，母亲和妻子都劝他推延几天再走，但父亲知道儿子正为厂里引进新设备后，坚决支持儿子出去。他相信自己能等着儿子回来。可是生命无情，父亲终于没有等　　到与儿子见上最后的一面，便撒手而去了。

　　中国，到底应该是庸人管能人，还是能人管能人？究竟是画圈的管干事的，还是干事的管画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