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夏,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准备建立新的根据地,再创辉煌。

　　不料,1935年6月在懋功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在与兵力众多的敌军进行无数次残酷战斗的同时,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一场艰巨斗争。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竟背着党中央发密电给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命令 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当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截留了这封密电,偷送给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随即率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坚持抗日,避免了与红四方面军的武力冲突,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造成的损失。这就是党史上称之为的"密电事件"。

　　"密电事件"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详情如何？《中华儿女》范硕的文章揭开了"密电事件"之谜,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苦劝张国焘北上,张国焘却力主南下,双方愈争愈烈,形势剑拔弩张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18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党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新疆、青海、西康发展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张国焘勉强同意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这期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从削弱中央领导力量这一目的出发,也指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到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

　　7月21日,党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番号、干部配备的命令,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组成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期间,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的机会。8月3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于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向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中共中央不得已,于8月4日再次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继续解决组织问题。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强令已经东进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9月5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于

　　9月8日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扣留,电复处置。"

　　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在第三军司令部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上陈昌浩表示左右两路军应一道北上,如张国焘坚决让他回去,他便同意南下。会议最后决定,出席会议的7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望左路军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这封电报签署时间为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

　　叶剑英截留张国焘"密电",机 智勇敢报告毛泽东情况十分危急。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

　　党中央电报刚发出,红三军司令员彭德怀来见毛泽东。

　　彭德怀心情不安地说,这些天来,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听了张国焘、黄超等人的煽动,对一方面军的同志很不友好。一方面军的同志也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两军团结问题,越来越严重,令人担心！

　　毛泽东劝彭德怀以大局为重,带头搞好团结。

　　彭德怀在1959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经过是这样：我上午到前敌总指挥部,那时前敌总指挥是向前同志,政委是陈昌浩,向前上午很好,下午也很好,在看地图布置北进,陈昌浩上午也讲北进,根本未说到南进。到十二点不知为什么陈昌浩找我去。陈昌浩同上午不同,讲南进。我想这是有变化了,张国焘有命令了,不然怎么上午说北进,下午说南进。向前同志也没管这件事,在研究地图,搞什么。我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反映了。大家说怎么办？我说是不是有作俘虏的危险？这时毛主席未作声,正在想这个问题,我提出如果要打响怎么办？我提出把徐、陈扣留作为人质,避免这个冲突。毛主席没吭气,停几分钟,分析了一下,说这个不行。现在回忆起来,如果当时听了我的话,一、四方面军非火并不行,三军团只万把人,四方面军有两个军在那里,打起来危险很大……长征以后,我问过毛主席,如果那天火并起来怎样办？毛主席说,那也只好作俘虏,以后总会有一天搞明白的。我当时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是完全对的。这中间也有叶剑英同志一份,叶剑英同志也知道张国焘、陈昌浩的问题,他把情况反映了。部队出发了,留下一个（团）掩护。毛主席跟我走,他是怕我出乱子。"

　　时间到了9月9日,这天下午,刚当上总政治部主任的陈昌浩召集右路军干部会议,叶剑英也出席了。只听陈昌浩操着一口湖北话,对大家说："过夹金山以来,我们的政治工作薄弱了,特别是过松潘大草原,违犯群众纪律的事,相当严重。不经许可,到喇嘛庙去拿东西,随便宰杀藏人的牦牛,乱打藏人的羊群。当然,大家饿得不行,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一点不顾红军的影响。由于破坏群众生活,群众愤恨,打死红军的事时有发生。掉队落伍的人数也在逐日增加,生病的缺乏照顾,不愿寄在群众家里,生死要跟部队一块走……"

　　正当此时,吕黎平和陈茂生来到会场,立即把叶剑英参谋长请了出来,当面把一份电报交给了他。叶剑英将电报装入口袋,说："你们回去吧！"随后捏着那份电报急急走进会场,来到陈昌浩身侧,轻声对陈昌浩说："政委,刚才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给你的。"

　　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没顾上看。

　　叶剑英瞥了一眼电文,看看急不急,如果不急,就不忙给陈昌浩看,让他讲完再说。

　　叶剑英不看则已,一看立即紧张起来,把电文朝口袋里一揣,借故走出了会场。

　　叶剑英不敢怠慢,快步如飞朝中央驻地直奔,来到中央队驻地牙弄,正好毛泽东在。叶剑英把电报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见叶剑英的神色不一般,未看电报,心里就感到不对头,他接过电报,定睛一看,觉得非同小可,随即把电文记在一张小纸上。然后嘱咐叶剑英赶紧回去。说中央准备离开,让他到三军团驻地会合。

　　当时彭德怀在场,交代叶剑英设法搞一张地图,借红军北上使用。叶剑英迅速赶回驻地,会议还没有开完,待陈昌浩讲完话,把电报交给他,没有漏马脚。

　　对于张国焘9月9日这封"密电",以及叶剑英及时报告中央这个历史事件,毛泽东是惟一的、直接看到电报的重要当事人。1935年9月16日,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他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笔者访问杨成武、吴烈等同志还清楚记得这件事。其后,1937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等在场）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对于张国焘"密电事件",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谈及,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本人不轻易谈起这个历史事件。他生前曾向笔者及其他同志回忆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摘录如下：

　　"当时,我们到了巴西一带的一个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座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出去拉尿,就趁这个机会,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快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巴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

　　中央领导人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

　　险境毛泽东自看到叶剑英悄悄送来密电,心里极不平静,有如翻江倒海。北上的道路,荆棘丛生,芒刺遍地。原本希望两军会师会出现一线曙光,现在眼前一线光芒被张国焘熄灭了。

　　他清醒地意识到,大敌当前,党内外的斗争残酷无情,最难对付的是来自自己营垒里面的明枪暗箭。张国焘闹分裂,要拖住部队南下,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来威胁党中央,企图使党中央改变意志,屈服于他的压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毛泽东决心从逆境中寻求出一个解脱的办法,不能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

　　毛泽东左顾右瞻,思前想后,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交换意见,第一步还是先听听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意见,摸摸他俩的态度,如果能将他俩争取过来,团结胜利还有希望。他急忙来到潘州前敌总指挥部,找到陈昌浩,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密电"这么一件事,问道："中央复电张总政委有回音吗？中央还是希望左路军一道北上,意下如何？"

　　陈昌浩口气硬硬地说："张总政委坚持要南下,我们就南下吧,南下也并不是没有出路。何必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呢！"他还表示："即使中央与张总政委之间,还有什么分歧,两军南下会合后,再开会展开讨论,消除分歧,团结向前进也不迟嘛！"

　　毛泽东一听,这完全是张国焘"密电"上的语言,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表达罢了。毛泽东看争取陈昌浩无望,又去动员徐向前。

　　此刻,徐向前正在房前散步,毛泽东走在院子里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看到毛泽东亲自夜晚登门造访,感到事关重大,不好贸然作答,慎思片刻后,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师,就不宜再分开。

　　毛泽东明白了徐向前的意思,没有再深谈,告别而去。

　　毛泽东告别徐向前,又去特意告诉陈昌浩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秦邦宪去三军团司令部找周、王开会吧。陈昌浩没有想到这是脱身之计,同意了。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后,立即给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说行动方针有变,令一军团在原地待命。

　　当时情况异常危急。党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巴西会议）。会议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和裹胁红军南下逃跑的阴谋活动,分析了当时的危险处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同志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会议一致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领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脱离危险区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决定以后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还决定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然而,就在巴西会议后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10时,他命令倪志亮、周纯全立即部署南下。

　　9月9日24时,张国焘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热南打","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

　　巴西会议是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时间开得很短,内容也很集中,意义非常重大,在危急情况下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以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

　　政治局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进行。

　　张闻天和秦邦宪是巴西会议的参加者,也是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到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当时谈话的情形：

　　"在班佑时,有一次张闻天、秦邦宪对我说,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后来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张国焘在会上同意了,但会后他又不执行北上的方针。到了阿坝后,他借口噶曲河涨水和粮食困难,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右路军是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右路军有四方面军的两个军--- 三十军、四军,三十军是四方面军的主力。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他们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

　　为了把直属队带走,叶剑英殚

　　精竭虑,连夜布置中央直属队"打粮",带上地图紧追中央9月9日晚,叶剑英返回"前总"之后,一时感到茫然。他想,这么多直属部队带不出来,就留给张国焘了。张闻天、秦邦宪临走时,曾劝他快走,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部队一起行动。"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部队带走呢？思虑再三,只有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要布置"打粮",以备南下。他报告徐向前、陈昌浩,得到同意后,立即召开直属部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二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到三军团,要大家对表,严格准时,绝对保密。散会后,他招呼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起赶回三军团。然后,又办了两件事：

　　第一件,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据吕黎平回忆："当晚,叶剑英参谋长把我和陈茂生叫到一起说：不要向任何人谈到这份电报。接着,他照常工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来到作战科,看到屋内没有别人,便悄声问我：'吕继熙,有甘肃、陕西省地图吗？我当即向他报告说：包座战斗结束后,我在三十军收集到一份完整的十万分之一的大比例甘肃省地图,现存作战科。陕西省地图没有。叶参谋长随即要我从文件箱里取出那份甘肃省地图,带走了。"

　　第二件,立即给刘志坚发电报。当时刘志坚担任三军团宣传部长,奉杨尚昆之命,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想到他们,当晚发报,要他们见电立即赶回。

　　对于这件事,30年之后的1965年夏,刘志坚去大连棒棰岛看望叶剑英,两个人很激动地谈起往事。叶剑英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并告刘说,给你那封电报,就是在获悉张国焘"密电",中央决定北上后发出的。刘志坚说："我们第二天（10日）赶回时,在途中遇见了去四军教歌的李伯钊同志。等我们赶到驻地,可惜,你们已经走了。"

　　当晚还有一个插曲：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张宗逊 （系奉中央军委命于8月上旬由一方面军调去的）在红四军工作不安心,写信给叶剑英要求调动工作。9月9日晚饭后,他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宗逊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启程,一夜走了六七十里路,在10日黎明赶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当时,叶剑英参谋长已经走了。他回忆说："第二天,我睡醒起来,看到刘志坚和李伯钊,才知道发生了我党历史上有名的张国焘的反党事件。事出意外,使我感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后来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已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开往俄界,脱离了险境,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同志,反对张国焘南下把红军带到战略上极为不利的地区,反对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刘志坚、李伯钊等同志是带着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到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来慰问的,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没有赶上红三军团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告诉我,毛泽东曾亲自对在红军大学工作和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同志说：你们想回去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是要北上的。当我知道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消息以后,懊悔极了,都怪自己遇事不敏感。"

　　当晚,叶剑英一切部署停当之后,返回前敌总指挥部休息。在那里同住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早已入睡。

　　荒凉的夜空,神奇的殿堂,灰暗的马灯,寂静中隐藏着烦躁和不安。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随着时针的转动,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下半夜一点半钟,他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那份全军唯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房间,碰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保管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