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政权更迭的时期，久藏于深宫大内、王孙贵胄府中的珍宝、名迹大量流散于民间。加之，民国的动荡社会局面，更导致了这些珍宝的频繁异主，这也就造就了中国古玩民间交易的一个黄金时期。

　　然而，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民间文物交易的活跃直接导致了大批珍贵的文物流向海外。解放初期，由于许多技术上的难度，仍无法有效避免文物的外流。与其封堵出口，不如掌握源头。对于这个问题，当时最为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国家出面，请一批文物鉴定的行家里手，到民间收购这些珍贵的文物。这样不但可以使流散民间的文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同时也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文物的外流。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不但具有国家资本的背景，而且在琉璃厂上百余年的经营，也使它具备了文物鉴定方面独到的能力，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荣宝斋成了执行这一文物收购计划的最佳选择。

　　在这一时期，荣宝斋收购的文物中明清书画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明清两代是中国画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而且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和技法对于我国现代书画家的影响极大。荣宝斋所藏一批任伯年的作品就对徐悲鸿的影响就极为深远。而相较任伯年对徐悲鸿先生的影响，齐白石则更加推崇徐渭的画风。荣宝斋收藏的一幅徐渭的“杂花卷”，宽30厘米，长4米有余，每段缀以七言绝句一首，绘有八种花卉。此卷被齐白石先生鉴定后认为是中国写意画中可遇而不可求的极品。

　　九百天修复枯朽残片———

　　契丹版大藏经

　　随着收购文物的日渐增多，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荣宝斋的面前。

　　收回的这些文物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很多已经变得残破不堪。然而，对于荣宝斋这样的一个收藏机构而言，收藏的目的更多地在于研究和保护。特别是对于许多古旧书画来说，只有经过修复和装裱后，才能最大限度地恢复文物原有的面目。公私合营后，琉璃厂上一批有名的装裱和修复技师被吸收进入了荣宝斋，一度使荣宝斋的装裱和修复力量，堪与故宫博物院相媲美。在荣宝斋的众多修复工作中，最受瞩目的、也是最能体现其修复能力的，是对一批辽代大藏经的修缮。

　　大藏经是佛教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它不仅收录了大量的佛经和历代高僧的重要著述，还记录了佛教发源地印度的部分历史和民俗。这部经书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经失传，只有汉文大藏经还流传于世。有史料记载其中犹以辽代所刊印的契丹藏版本最为上乘。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批经书在辽代以后，竟然绝迹人间。历经数朝，有无数收藏家和僧侣对它们苦苦寻觅，但始终未果。

　　1974年，在对山西省境内的应县木塔的一次维修过程中，文物工作者意外地在第四层释迦佛的肚子中发现了绝迹已久的契丹版大藏经，但它们因长期受潮，已粘连如棒，无法展观。几经辗转这批经卷被送到了北京的荣宝斋。

　　对于契丹版大藏经的修复可以说集中了荣宝斋最强的修复力量，其中就包括了北派装裱高手张贵桐和王家瑞先生。他们因修复了唐代《女娲图》和明代钟钦礼的《山水》等大量古旧书画，而在业内享有盛誉。明代钟钦礼的山水画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撕成了上百张大大小小的碎片。1979年，荣宝斋以25块钱收购了这幅作品，修复国手张贵桐师傅采用北派整托的办法，恢复了这幅画的本来面貌，使它又重新获得了原有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在车间主任冯鹏生的安排下，张贵桐、王家瑞和李振东先后加入到契丹大藏经的修复工作之中。这次修复工作虽然集中了荣宝斋最强的修复力量，但因经卷破损严重，修复它们的难度，仍是始料不及的。当时存放经卷的佛像腹中，不巧被一窝黄鼠狼占为巢穴，结果可想而知，这批珍贵的佛经让黄鼠狼弄得一片狼藉，许多珍品都无法展观。是否能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了人们心中一个极大的悬念。张贵桐和王家瑞先生凭着多年修复的经验，使荣宝斋得以配置出特制的药水。在药水的作用下，那些粘连在一起的经卷终于得以展开，湮没了数百年的契丹版大藏经得以再一次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在四位师傅的细心拼接下，这些经卷一件件得以修正和复原。然而，其中一幅辽代的佛像却给他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这幅佛像在修复完成之后，却发现找不到眼睛、鼻子等重要部位的残缺部分，等于这幅珍贵的佛像虽然修复完成，但却留下了严重的缺陷。当时王家瑞和冯鹏生两位师傅，经过分析后大胆推断，如果这些碎片还有留存的可能，那只能在一个地方——仍在佛像腹中。此时距最初发现这批经卷已过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认为，这个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然而在两位先生的坚持下，又重新打开了佛像，竟然真的从尘土中筛出了几张碎片。重新装裱后，这几张碎片，恰恰和丢失的部分完全吻合。

　　修复这批珍贵的文物前后共耗时九百多天，荣宝斋将契丹版大藏经从一堆枯朽的残片，还原到现在的样子，是复原书画上的奇迹。

　　令玉称臣的“石中之帝”——

　　藏品田黄石

　　以南纸店起家的荣宝斋不但对历代名家字画情有独钟，而且对文房四宝也关爱有加。单就印章和珍贵的石材来说，就在荣宝斋的藏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中的田黄石、白寿山石、鸡血石，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为国内众多收藏单位所罕见，特别是有“石中之帝”之称的田黄石更是备受瞩目。

　　上个世纪的80年代，福建省寿山乡有人带话给荣宝斋，说在他们那里发现了一块重达4.5公斤的田黄石，令荣宝斋将信将疑。经过几百年的开采，如此级别的田黄石，几乎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他们为这不确定的信息极度的兴奋：真的会有这样的石中之帝吗？后经过荣宝斋上下的协商认为，无论这个消息是真是假，都必须到福州的寿山乡一探究竟。因为这可能是荣宝斋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后经确实是一块无价之宝，经过协商，双方以13.5万元的价格成交。由于当时还未发行50元和100元面额的人民币，这笔巨款便是一个庞大的体积——现金整整装满了一个旅行袋和两个大纸箱。把这笔巨款从北京带到福州也颇费了一番周折，甚至连最后上山的消息也严格加以保密。

　　现在收藏于荣宝斋的这块田黄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田黄石石材之一，而其价值已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了。

　　荣宝斋收藏的国宝虽故事各异，但今天它们都静静地躺在库房之中，无言承载着中华瑰丽文化的异彩，也必将烛照后来。数百年后，相信人们依然会记得，有这样一个地方，曾是众多中华文物宝贝的栖身乐园，那就是，琉璃厂上的百年老店———荣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