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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研究，我发现一个有趣反常的怪事：一些干部口碑很差，作风恶劣，如霸道、以权谋私、乱搞女人、胡吹蛮干、惯于整人等，甚至可说“怨声载道”，可提拔干部的考察组一来，一片“叫好”声，除了与其扯破脸皮“深仇大恨”者反映其劣迹，大部分人“锦上添花”，少部分人应付或沉默，但决不反映其缺点。以前意见颇大，上级真来时却鸦雀无声了？原因很复杂，有的人早盼此君快滚蛋，甭管什么方式都行；有的人深谙官场“秘诀”，认为考察走个形式，说好说坏都没用，关键是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何必提意见得罪人？有的人甚至不信任考察组，认为考察组与提升干部“穿一条裤子”，提意见不是找死吗？必遭报复打击。这样的考察结果都不是群众意见真实表达，失真失实。像张二江、李真之流考察时肯定评价甚高，才使他们春风得意一路飒升。前几年王宝森出事后，有些人埋怨中╳部地方局考察干部失真，地方局的同志倍感冤枉说：“当初考察时，听到的都是好话”，其实王宝森口碑差，劣迹斑斑，只因是陈希同红人，谁敢说一个不字。
联想到正在积极贯彻执行的《干部任免条例》，因不敢讲真话，那种热热闹闹走过场，程序分毫不差，材料一点不少，但考察失真的事情可能仍免不了发生。从历史上看，这种违心事太多了，像文革中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九大”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决定，“十大”关于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决定等，程序上完全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好多决定都是“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只一票弃权。不能说没执行民主集中制，现在的解释说“违心”，这和不向考察组说实话是异曲同工。
我们顺藤摸瓜，想想为什么不敢说？文革中傻瓜也知道，谁敢提反对意见，就是“三反分子”，无异于政治上自杀，弄不好小命都没了。现在打成反革命的风险小了，但得罪了领导，给你一双小鞋，治你一辈子，还是平常事。一般人不会“幼稚”到有什么就说什么的地步，他们更相信现实生活带来的经验教训（得罪领导吃大亏的事儿太多了），而不是书本上光辉灿烂的理论，只相信书本理论的是书呆子。
这些事实都说明：一是，群众不敢说真话的考察不管多认真，也徒具形式，必然失真，高层真心实意想了解真相都不可能了解到。说到底是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说真话成本太高，故不敢说真话；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的保障，条例也好、规定也好，都不可能贯彻落实。这并非否定《条例》的作用，而是强调，要执行好《条例》，必须从更高的战略更深的层面――党内民主制度上考虑问题。二是，执行《条例》的基础和前提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完备的党内民主制度是党内民主的根本保障。像《条例》出台前已有《暂行条例》，内容基本相同，但仍出现了张二江、李真等大批贪官，说明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表面原因是《暂行条例》贯彻不力，深层次决定性原因是党内民主不健全。当务之急要在党内民主制度上下大功夫，原有的民主制度好多都没落实，需要真正落实；而制度创新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需要一大批具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与时俱进，创制大批民主制度，创造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民主环境，人们敢讲真话，敢暴露真实思想（即使说错了也不怕），考察才能听到真话，《条例》才能贯彻好。
人民网 （网友：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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