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用破案平反冤案

    据8月3日新华社报道，引起广泛关注的原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宁兴华、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涉嫌刑讯逼供民警杜培武案，经昆明市五华区法院一审，以刑讯逼供罪判处宁兴华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二年；判处秦伯联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看到判决结果，我仍感到无奈与沉重。

    一来这不是法治的胜利，这个案件从冤案的形成，到今天法律的惩治，可以说基本上看不到多少法治的影子，处处可以看到人治之手在操纵。杜培武被怀疑是杀害两名干警（其妻及她关系暧昧的领导）的凶手，尽管杜在法庭上当庭翻供，并出示了被刑讯逼供的证据———受伤的身体及衣物，但法庭视而不见，担负检察之责的检察院也不立案不调查不理睬。法律机构互相制衡的作用消失殆尽。要说法院一点没查觉此案真伪，或者说法律一点没发挥作用，也不确切不客观。1999年2月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后，杜上诉至云南省高级法院，被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哪有杀了两名干警还判死缓的？显然高院心存疑惑，只好先刀下留人。再看平反，真凶落网后，杜培武才等到今天的判决，但如果真凶没有落网呢，杜岂不将“老死”监狱？这是瞎猫撞死耗子，如此平反冤案的概率要低得多，如果冤案要用破案来平反，那是法治的失败。

    这类案例都是同一版本，前几年，东北某省一位普通工人上班时妻子被坏人杀害，警方破案心切，刑讯逼供，把这位工人屈打成杀人犯，也判了死缓。去年真凶落网，这位工人才重见天日。几年前甘肃武威一起杀人案，多人蒙冤，真凶落网后才还无辜以清白。武威警方更厉害，把几个人都打残了，最后也是判了几个公安缓刑拉倒。这都是我从报刊上见到的“著名”案件，证明此类案件并非云南“专利”。

    二是法律之剑的无力。对如此严重的刑讯逼供判得缓刑，这是地地道道的“刑不上大夫”。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承认了杀害两人，就意味着走向了死刑刑场。不把人打到一定程度，不把人往死里整，无辜者绝不会承认。在绝不承认被打死和判死刑的选择中，杜及大部分人宁可选择判死刑而不硬抗着，可见刑讯逼供之残酷。我不想就具体细节研究宁某整人手段，但我想绝不仅仅是法庭所认定的“连续审讯、不准睡觉、拳打脚踢”等刑讯逼供方式，那样的话，杜是不会承认的。把人打成这样，仅仅判了缓刑，能说是“依法办案”嘛？如果一位公民把宁秦打成这样，会判缓刑吗？法院判决刑讯逼供案件几乎都是如此，很多致死致残案件都是缓刑，判实刑的也仅仅几年，法律之剑总是钝而又钝，这已是普遍现象。我倒明白了法律、行政监督部门和公安干警刑讯逼供的因果关系，正因为监督部门如此暧昧的态度，才有警察的违法；如果没有如此“宽松”的监督，也就鲜有警察的违法了。为什么刑讯逼供几乎成为司法部门的癌症，中央下了那么多文件，又是整顿，又是致死人命后领导要辞职，但仍刹不住此风呢？从杜案中可找出答案，仍然是一个最简单、老生常谈的问题———治警不严。当年“三盲院长”姚晓红打第一个人就叫纪委或检察院处理了，还敢打后来那几百个老百姓吗？

    唯一使人感到欣慰的是，毕竟追究了违法干警的刑事责任，比起报刊上常见的那些打伤打残老百姓仍逍遥法外的干警的案子，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