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学生出身的人一样，我是靠读书起家的，除了死读书，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看家本领了。我们靠读书上了大学，得到了体面的工作。又因为读书，而获取了职称和荣誉。尽管，我们总是感到我们所读的书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帮助，甚至越读越呆，越不会处理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读书赋予我们的不是些小聪明，只有读书人才可以做出“大智若愚”的姿态，而那些小市民却只能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读书人有一种无形的敬畏，这其实也是一种迷信。一些领导干部、厂长经理也竭力把自己打扮成读书人，何则？因为读书是一种隔离，一旦做出一副读书状，就获得了一种境界，一种情趣，以及对话的资格。道不同，不相与谋。而读书人之间，则可以平起平坐，谈谈不俗的话题，笑话一下那些蹩脚的“老土”。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诗人企业家”、“市长作家”之类的宣传，我还看见一篇写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报告文学，开头一句是：“他是一个哲学家”，着实吓人一跳，细细一读，发现作者一句竟然是因为这位村支部书记的书架上摆放着《谋略大全》之类的书。这些装帧华美的书，是一种精神装饰，也是一个生硬的标签。仿佛一个农村青年穿上一身新西服，而不舍得把袖子上那串商标撕掉一样，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档次。

　 滥竽充数的读书人多了，读书这一行为便失去了其特定的含义。读书，原本不是指随便捧起一本乱七八糟的书装样子的，读书的过程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一个怀疑的过程，一个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叛的过程。读书是一种内在的行为，而决非一种表演。我认为，读书人这个称呼是不能随意乱叫的，即便是有的人混上了教授、博导什么的，也未必算得上真正的读书人。那些把读书当作往上爬的台阶或者用读书来作秀的人，都不是在读书，他们其实是在玩书，或者说是把读书作为一种手段来玩弄权术，耍小聪明。听说有个群体叫作“读书界”，还有人用读书的名义分成这个圈那个圈，人为地将读书转换成为话语权力的分割和争夺。笔者原以为，读书是基于一种对话关系而产生的，读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批评者与作者、读者之间，除了精神交流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而且这种交流是平等的，谁也无权决定你该说什么，不说什么。只要这种想法是真实的，只要这种表达是真诚的，就完全可以进行沟通。其实不然，读书圈子里面的捧场与叫骂原来是有讲究的，这里面没有无缘无故的赞美，没有毫无来由的夸奖。即使是恶语攻击，往往也是一种策划和炒作，目的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力。这几年，读书界风云四起，各种招牌和花样不断翻新，大家像跟风一样，追逐着所谓的热点。读书已经成了消费时代的高雅游戏。读书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伪装的，人们以暧昧的神情心不在焉地与那些千篇一律的文本交头接耳，翻动书页的动作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我不明白，读书难道也需要逢场作戏？故作姿态的读书不仅是自我折磨，而且也是一种欺骗。想想，我们这个时代也非常有意思，越是在没有心思读书的时候，人们越是把读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读书成了行为艺术，人们摆出读书的姿态可以掩饰内心的空虚。蒙田就担心过分地读书会妨碍人们尽情的享受生活的乐趣，他说：“书给人带来乐趣，但是，啃得太多，最后便兴味索然，还要损害身体，而快乐和健康却是我们最可宝贵的。”机械地读书是生活的大敌，它让人成为书籍的奴隶，成为单调的平面。我们必须对面前的书籍抱以最大的警惕。

　 拒绝读书，这显然是读书人的激愤之语。但当一本本按照市场模式复制而成的泡沫书籍摆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要被它搞得心神不宁，更不能让这些烂草一样的文字霸占了我想象的空间。与这些泛滥的文字相比，沉默是更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传媒的夹缝中生存是一件疲惫的事情。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剧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把自己的史诗创作归功于没有书、没有剧院、没有博物馆的安的列斯群岛，因为这里没有书籍和噪音的干扰。他说：“一个人无书可看时就不得不陷入思索，如果他善于整理思路，就会产生记录的要求，如果没有记录工具，便不得不背诵，背诵是导致韵律便于整理记忆的过程。书籍的匮乏也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在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面前得到解脱，因为如今的书籍创新的不多，翻新的却不少”。由此可见，拒绝阅读是保全思想的纯洁、灵感和激情的勃发的重要手段。当然，我们不一定非要逃到岛子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