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中的一本，它描写了新四军初创时期的战斗生活：嘹亮的军号、高昂的斗志、艰苦的生活、复杂的敌情、勇敢的战士、指挥若定的将军……构成了一曲近乎完美的爱国主义壮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这种壮美中间，隐隐约约还是流露出了些许不和谐的旋律，那就是皖南事变，这是新四军军史上一个难以回避的沉重话题。在7000余名烈士喋血沙场的50多年以后，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次事变留给我们最为沉重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服从党的正确领导。可以说，假如新四军的实际负责人项英同志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话，这次重大损失完全可以避免。长期以来，项英一直信奉“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方针，对党中央独立自主发展武装力量的战略方针阳奉阴违。党中央明确指示，新四军所有部队都不要在集结地滞留过久，稍事休整，即应向大江南北的苏南和皖中前线迅速开进，然而项英拖拖拉拉，直到1938年5月4日才命令一、二支队东行，三支队和军部仍然滞留皖南。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将党中央给新四军制订的战略方针总结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2个字，项英对此也一直持抵制态度。1940年9月在陈毅所部发起黄桥战役前，党中央鉴于“韩德勤为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们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电令项英或“移至苏南”、或“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能再迟疑”，项英依然不予执行。“皓电”发布以后，为了维持统一战线，中央电令新四军迅速北移，项英还是毫无反应。眼看离蒋介石规定的最后期限只有几天了而项英仍然迟疑不决，毛泽东同志心急如焚，于是给他们发了一个措辞前所未有地严厉的电报，电报中称：

　 “中央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这个措辞前所未有地严厉的电报终于震动了项英，迫使他作出了1941年1月4日全军北移的决定。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利用他的迟疑不决，已经以7个师8倍于我的兵力，在新四军撤退的路线上扎好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整个社会正不断面临种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重温皖南事变的沉重教训，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江淮出师：新四军初创与征战》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