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也越来越懒惰，和许多同学、战友都疏远了。惟独和老王，几乎天天见面，是在市老年乒乓球队的球台上。45年了，从少年到老年，乒乓球就像一条银带，总是把我俩牵在一起。1955年，我俩一起考上了海军军校，首先去“南京海军预料学校”军训。学校坐落在南京下关的狮子山下，条件非常简陋。唯一的好处是有一张乒乓球台，放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那年，我刚好是邓亚萍拿世界冠军的年纪，可怜我还不会握乒乓球拍。见同学们都去打球，我只能在一边看，很想学，便去书店买了一本打乒乓球的书。这本书是一个苏联人写的。那时，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打直板，打横板的很少，我却因为那本倒霉的书，打了横板，又是守球。因为在那本书的序里，就有一大段对一位苏联运动员守球的精彩描绘，令我羡慕不已。后来我才知道，苏联人的乒乓球打得不怎么样，我后悔不迭，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只得将就着吃下去了。天晓得，45年来，打守球比人家打攻球的多跑了多少路？买两面的球板又比买一面的球板多花了多少钱，简直都无从计算了。这些年横板弧圈崛起，打得直板选手有点狼狈，我的心理应该平衡了一点了，但是，守球选手却依然如故，东跑西窜，被动挨打，看不到什么光明。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吧！
老王比我大两岁，那时他的球打得已经很不错了，我就像小弟弟一样地跟着他打球。等从南京预科学校打到了青岛本科学校时，我已经和他旗鼓相当了。
军校生活非常紧张，从清晨5点半起床，到晚上9点半熄灯，各种活动安排得紧紧，惟独没有安排打乒乓球的时间。而那时，我们打球也到了很痴迷的程度。
我俩家在青岛，星期天不回家，都泡在了水清沟俱乐部的乒乓球室里，闹得母亲常常大老远地来学校看我们。说是整天泡在那里，其实，也没有打多么一会儿球。因为人多球台少，两个小时才能轮到一次，一局淘汰，还是十一分制，我们水平又差，上台不用五分钟就下来了。挨一上午，只能打两回，十分钟。想一想这也不是办法，我俩就把目光转到了学校俱乐部的球台上。俱乐部星期天全天开放，平时只有晚上7点到9点开放，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只能等到轮值站岗下岗后的时候白天偷偷进去。可俱乐部门锁着，想进去，也很麻烦，要在头一天晚上开放时，偷偷将某一扇窗的插销虚插，第二天，再从这扇窗口爬进去。如果遇上那位俱乐部管理员认真，将所有窗插销检查一遍，我们便白费功了。我们学员一个多月才能轮上一次站岗，实在解不了我们饥渴。我俩又心生一计，瞄上了中午午睡时间，但必须是在夏、秋天挂蚊帐的时候。我们将被子，枕头装饰得像有人睡觉的样子（这是从一个苏联电影上学来的），躲过值班员的瞭望，偷偷地去到俱乐部。这样，我们打球的时间就大大的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我们高兴了没多久，就出了大问题。一天中午，我俩在俱乐部里打得正起劲，球台边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我俩一看，真是三魂吓掉了两魂。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学校里以严厉著称的队列处长。他老人家不知是哪一阵心血来潮，大晌午的来到了俱乐部。这下子可是闯了大祸，要是大年纪的同学，怕是要关禁闭，也许是见我们年纪小，只是大队点名批评了事，可这也是轰动全校的事情了。毕业时，尽管我以全部5分的成绩毕业，也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全部5分，可只给我评了一个“二级优秀学员”，奖学金也未发，用它来为我俩一人买一块乒乓球拍的小小心愿也就此告吹。很长时间，我俩对这位队列处长真是恨之入骨，他的名字时时都会在我俩口中非常轻蔑地冒出来。后来想一想，还是年纪小呀！
毕业后，我们一起分到上海，还在一起打球，但他很快就调到了别处，颠簸流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也经历了人生的升降沉浮，8年后都复员回到了青岛。
我们俩又在一起打球了，那是在我们单位的礼堂里。
这时，我的球艺有所提高，已经是青岛市工人队的队员了。由于种种原因，老王的球进步不大，两人打起来有些差距，但我们还是天天晚上在一起打球，乐此不倦。有一个阶段，他还成了我的保镖。其实，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冷血杀手，只是遇到了一位热情姑娘。她是一位护士，我的一位球迷，每天晚上都在看我练球，等到我们练完了球就跟着我，没办法，我就请老王天天晚上将我“护送”到家。
后来，老王结了婚搬到了别处，住得远了，虽然经常联系，但很难在一起打球了。
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我们又在一起打球了。现在，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打球，再也不怕什么队列处长了。我们的心中，感到无限的欢畅。有时，当我打得汗流满面的时候，老王还是像过去一样，递一条毛巾给我，像一个大哥哥。此时此刻，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梦幻的少年时代，回到了那美丽的狮子山下，回到了那放着一张球台的小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