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3岁的遗孀斯考特走进旧金山市区经常为她看病的医生的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是个黑人，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不过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4年攒下的积蓄。

　 1997年11月，新泽西州的居民包叶尔中了“六合彩”，金额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过婚的72岁的老人宣布，把“六合彩”奖金的一半捐给教会，另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款和个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美国人之所以捐款，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

　 东方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却不以为然。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后留下高达900万美元的财产。根据他的遗嘱，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他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3个成年子女未留分文。他说：“我已培养了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还捐献时间，义工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几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了2400吨垃圾。

　 种种无私的捐献，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支撑起了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摘自《美国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