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的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根基。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他的每一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士与中国文化》）。所谓“士志于道”就是超越个人私利而追求社会的正义和公共的利益。在一个价值紊乱、道德失范的时代，一个目光短浅的人只能蜷缩在个人圈子里，缩头缩脑，而孔夫子却感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理想主义在孔夫子那里是生命的内在要求，而决非是枯燥死板的教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理想主义的作用在于使人们更加自信地参与现实，通往理想的道路不在缥缈的天际，而是始终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所以，孔夫子总是乐观地对待人生，而从不故作悲壮的姿态。尽管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失落与痛苦的恩赐，但是，他从不放弃，从不后悔。

　 孔夫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这样描述孔夫子作为一个不懈的追求者与“道”的关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忽前，忽焉在后”。这种形状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意象有点相似，石头捉弄着西西弗斯，“道”周旋着孔夫子。但是，孔夫子并不是好惹的，虽然他也曾经消沉过，用宿命论来安慰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但是，他毕竟是个性情之人，他有他自己的火气。理想主义者有着严格的精神标准，决不把它当儿戏，人可以改变，社会可以改变，理想却是永远的召唤。理想主义者从来都是不计得失、不惜成本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委曲求全本身就是对理想主义的亵渎。孔夫子不但讲求仁、智而且十分看重勇，蔡元培先生认为孔子的精神生活正是由智、仁、勇三部分组成，缺一不可。虽然孔夫子注意节制和调和，但是，在原则性问题上却从来都不让步。孔夫子与宰予关于“三年之丧”的那场著名辩论，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孔夫子质问嫌守丧三年太长的宰予：“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予竟然回答：“安”。孔夫子自然发了火：“女安则为之！”有人认为孔夫子回答得十分软弱，足以可见“德治”的力度不行。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孔夫子的话软中带硬，你既然心安你就不守礼节就是了，何必在这里大放厥词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不是同道，所以，没有继续对话的必要了。我何必跟你费这个口舌呢？你不遵循礼节却心安，证明你是小人，君子和小人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场辩论可以看出，孔夫子既不想控制话语霸权，又决不丝毫降低自己的精神尺度。不苛求别人，也不被别人轻易改变，孔夫子的这种性格已经演化为我们的民族性格。美国人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将孔夫子所遗传下来的这种性格基因称之为“柔顺固执”。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柔顺”看似消极，实则在暗地里凝聚力量。暂时向现实妥协只是一个策略，只要心性不乱、灵魂不腐，那么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孔夫子虽然也有狼狈不堪的流浪史，但是，他清楚要想顺顺当当地安排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必须落脚于日常生活。理想主义者的精神纬度是无限延伸的，但是，必须以日常生活为坐标。孔夫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中国后来的理想主义者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日常生活秩序摧毁，饿着肚子闹革命，最终走入了极端。理想主义者不一定非得把自己打扮成叛徒和烈士，大喊“上帝死了”的人未必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因为人类一整套的游戏规则都被他弄得面目全非。孔夫子不相信乌托邦，他不愿意谈人世以外的事情。孔夫子的理想主义是生活化的，西方学者称孔夫子的哲学是“情境主义”（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意思是说孔夫子不但考虑理想的指向，而且也十分在乎容纳理想的人文环境。孔夫子是合群的，他拒绝孤独，与人为善，但是，他仍不失为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