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至1934年夏，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导致反“围剿”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之后，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红军也相继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已经离休在家的原北海舰队副政委宋景华，当时年仅14岁，是少共国际师直属队的党总支书记，随着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谈起红军长征，这位82岁的老人记忆犹新。顺着他回忆的思绪，我们仿佛也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

　 中央红军在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与国民党军队奋战五昼夜，遭受重大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惨败，使红军指战员痛感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渴望恢复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2层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总负责人的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红军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再越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面对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和围追堵截，红军四渡赤水河，巧夺金沙江，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穿插迂回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进行机动作战。广大指战员怀着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破敌重围，斩关夺隘，浴血奋战，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面对“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的大雪山和荒无人烟的草地，红军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翻越大雪山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党和红军的胜利信心，为以后发展革命战争，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到达西康阿坝地区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公然分裂红军。面对危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果断率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东部胜利会师。

　 长征途中，雪山上空气稀薄，过草地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但却要走一二百里路，许多身体较弱的战士长眠在途中。面对这些艰难险阻，为什么红军能够一往无前呢？宋景华老人说，关键是红军有着高度的革命觉悟，有着同甘苦，共生死，团结一致的精神，有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时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好作风……

　 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年，毛泽东在率领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就对长征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红军长征中创造出来的“长征精神”，至今仍是鼓舞我们开拓进取的巨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长征精神”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法宝。撰文：本报记者张宗良韩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