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这一举动缘自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项新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校不得收取任何名目的择校费”，规定还严令：捐资助学“不得与入学挂钩”。

　 对此，有官员称，这是因为“择校生的大量招收，已经影响了教育秩序，市民议论很大：教育还有没有公平可言？”择校“泛滥成灾”

　 北京一所普通学校的校长至今对去年的“黑色7月”不愿提及：按“电脑派位”，他们应招收6个班的初中生，可到开学报到，“勉强凑了4个教学班”。

　 流失的两个教学班八十来名学生，绝大多数转到了重点中学，“每人五六万地掏，有些甚至是单位出面联系、单位报销。”

　 与此相反，今年北京某重点中学，计划招生8个班，但实际电脑派位来的名额却远远小于此数。“计划外”有近二三百招生指标没有到位。知情者说，这都是留“择校”与“特长”生的。

　 这一现象也决非北京仅有。在成都，某重点中学校领导这样解释：“本来教委规定一个班只能为50人，但初一收新生时，却有1000多人报名择校，我们只好接收了400来人。”

　 在收费方面，据了解，成都各小学对择校生每人每学年收取7000－20000元的择校费，中学为1万－3万元，重点中学更高达4万元。

　 在南京，有消息说，去年金陵中学民办班每生赞助费3万元，学费为1250元。

　 种种数据表明，时至今日，学校招收择校生收取赞助费已不再遮遮掩掩：如果前几年在一些大城市，学校要收你3万元择校费，你会觉得太高，那么今天你只交了3万元就让孩子进了“理想学校”，恐怕是受到了“关照”，因为择校费在6万、8万、10万元的一路上扬。择校缘何而起？

　 “择校生”问题是何时“浮出水面”的？有关人士介绍，是产生在1993年国家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实行小升初就近入学之后。

　 由于取消了考试，在学校招生过程中，“条子生”、“关系生”就开始多了起来。普通老百姓一看，进好学校的都是“有门子的人”，于是他们也坐不住了。而校长们觉得，既然“条子生”、“关系生”能上我们学校，“票子生”为什么我不能要？

　 北京教育科学院德育室主任闵乐夫认为，择校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可否认，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是许多家长为子女设计的成长之路。然而，就北京而言，目前纯高中学校有270余所，招生规模7万余人，其中60所市区重点学校只能招收2万学生。“上好学校难”就导致了“用钱摆平”。

　 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研究员进一步分析道，教育资源不平衡，缘于我国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这种制度，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人为地造成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从而导致了学生择校。

　 校际差异的存在，导致了家长的择校热，而择校热的存在又加剧了校际间的差异并促成了更高潮的择校热。“你主宰不了自己”

　 对“择校生”现象的利弊，北京教育科学院闵乐夫一言中的：从法律上讲，所有的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一样的，凭什么你的孩子上重点，我的孩子就得进普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则认为，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资源，不管如何分配都只能是少数人受益。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方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更公平。

　 雷颐说，就拿小学升初中来说，我们已经试过了不少方法，靠考试、靠推荐、靠特长、按地区，近几年的办法是取消考试、电脑派位。这种从思路上看是非常公平的办法，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漏洞最大、问题最多的。过去家境贫寒但成绩好的学生还有机会上好学校，但现在，在比拼关系和金钱的竞争中，他们显然不堪一击。

　 有着四十多年教龄的全国政协委员方廷钰呼吁道：“择校收费给学生家长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也增加了孩子的压力。当孩子们知道上学要走后门、托人情、送红包时，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博士更直言不讳：这无疑“给孩子们上了教育的第一课：你主宰不了自己”。

　 从这点讲，如何为择校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如何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以限制和避免拥有优势教育资源的学校滥用稀缺资源，不仅关系到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能否保证，而且关系到国家推行义务教育的宗旨能否真正实现。摘自《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