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有感触的一件事是，两个月前我睡眠不足饮食紊乱内息不调脉象游离之际，当我顶着一张溃烂的大嘴走入办公室的时候，我被愚昧的同事们认定得了爱滋。我只能忍住怒气冷静地解释说，我是爱了，但我没有滋。但我最终仍然被认定“老新新人类”。原因在于，我总是不加思索地热衷于追逐时髦和潮流，而我嘴唇的溃烂反映出我对最新流行的口蹄疫的热爱。

　 对于这一点我只有承认。

　 但这不是一个我个人的问题，任何假装热爱中国足球的媒体、球员和球迷，都在近段时间被集体打上了口腔严重溃烂并终于引发大规模口蹄疫的深刻印记。

　 以保米倒米作为确定革命阵容的原则，以肆无忌惮地攻击队友和国家队主教练作为追求真理的标志，以相互攻击作为爱国热情的指标。媒体、球员和球迷相互感染相互激励心怀鬼胎道貌岸然，为近期中国足球事业创造了一个口蹄疫疯牛病螺母酵三杆菌极其并发症无限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在于，在张吉龙还没有为我们创造出上上签以前，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已经彻底地使我们迅速地以光的速度，用无限的口水提升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遵循这一古训，我们推动了口蹄疫向痔疮的态势蔓延。

　 媒体的口腔溃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这样认为，媒体的献媚从来不会以一张正常的嘴的姿态展现。以叼一朵鲜花作为姿态是一种方式，但与这个时代疯狂追求另类的的态度相比，这样的做法太庸俗。也可以用糊满狗屎的形象作为姿态，但这样就太低级。唯一可取而且展现风度的方式只能是口腔溃烂，绝妙的地方在于，口蹄疫表达了我们对自己五官始终的忧虑，还隐含着某种革命的要素，由于它强烈的传染性质，这使我们轻易地在与对方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候，迅速使对方也达成溃烂。国家队在近期的表现，就证明了媒体的“病毒攻略”行之有效。

　 而郝董事长的指责则是一桩匪夷所思的病症。作为全亚洲球技最好的董事长，郝董以标准的西方文学评论模式开启了民众的智力。人民都认为，郝董希望自己象格瓦拉一样，以革命为目的；同时人民也认为，郝董掘了一个墓，埋葬米卢或者埋葬自己，埋葬革命。

　 口蹄疫时代的另一个顽强特征是，龙哥在泰国的翻手为云覆手雨并不会挽救我们的口蹄疫。我们几乎已经没有力量去遏止这种惯性，上上签最大的可能是使我们进入后口蹄疫时代，即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里，继续义无返顾丧心病狂地按惯性下堕。恶花是如何结出善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