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得到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地的支持，各地纷纷开展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
到了6月10日，情形更加严重。北大学生社团决定：“身背卧具往公府请愿，一、惩卖国贼；二、青岛不签字；三、不承认胡仁源为大学校长。如不允，即卧以待命，非允后不散。”
政府先是在7日开始释放被捕学生，9日有了免卖国贼职务的表示。但在6月10日上午仅仅发布了准免曹汝霖本职的命令。但因不足以平民愤，学生要求惩办章、陆诸人。在各界群众的抗议下，午后政府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下午，天津总商会给北京政府一封急电，其中所云：“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似此可以谢国人乎？……查栖息于津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过于罢市。”天津总商会的急电，使北洋政府极为震惊，如果近在咫尺的天津几十万工人也罢工将直接威胁北京，局势会不可收拾。北京政府急忙发布准免章宗祥本职的命令。
此时，已是深夜。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被免职的消息传出后，各地群众拍手称快。“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已经达到。
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除山东、北京、上海外，其他许多地区也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绝和约的斗争。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当时中国代表住所被工人、学生所包围，不允许代表随意出门，阻止他们赴会签字。终于，陆徵祥只好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述说，“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不管代表们是否真正觉得遗憾，但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斗争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终于迫使外交代表在人民的压力下拒绝签字，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事件了。
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
在巴黎和约上没有得到我山东的日本帝国主义，幻想通过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来达到其狼子野心。1919年7月，日本政府派外务省参事官、前日本驻华公事参赞芳泽谦吉来华进行活动。他先到山东，于8月8日到北京，和卖国贼曹、章、陆频繁密议，并和徐树铮、外交次长陈会商。为给直接交涉扫清道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介入了镇压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中，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和事件。
日本人的直接外交与暴行首先遭到北京学界的反对，他们电告全国，反对直接交涉。1920年1月19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直接交涉的要求，使中国政府承认巴黎和约的通牒。29日，天津发生了“一·二九”血案。此后，全国各地结合声援“闽案”和天津“一·二九”斗争，以反对中日直接交涉为中心内容，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争。
4月26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二次通牒，并威胁中国政府说：“倘中央政府再事稽延，则日本惟有另取相当办法，届时万一发生何等纠纷，日本政府不负责。”日本的两次通牒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山东各界4月28日召开特别大会，决议：急电北京政府，限7日内驳回日牒，否则，鲁人脱离关系，并实行罢市、停税。5月3日，山东各界决议：再派代表赴京请愿，如不达目的，将再派代表，再接再厉。
在全国各界的积极斗争下，虽然日本接连两次通牒，北京政府不敢贸然直接交涉，终于5月22日复牒日本政府：“中国对于胶澳（现在胶州湾）问题，在巴黎大会之主张，未能贯彻，因之对德和约并未签字，自未便依据德约，迳于贵国开议青岛问题。”全国人民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至此基本结束。摘自《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