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自然倒了霉。70年代末，我刚刚被“解放”，厂里还对我“控制使用”。我这个原厂一级的领导，在四车间当第五副主任。

　 那时万里、白介夫等领导到日本考察，看到在车站都有卖方便面的。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面条，我们为什么反而搞不起来？万里后来指示，说要解决中国人在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方便面也是重点的项目。这个任务交到了我们人民食品厂，总厂又交到了下属的食品机械厂。

　 1980年3月24日，我蹬着自行车正式走马上任，当这个机械厂的厂长兼支部副书记，尝试在中国生产方便面。

　 说起来，方便面这个词也是我想出来的。我在家里琢磨了一下，这种食品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开水一冲即可吃，要突出这一特点，干脆就叫方便面吧。到厂子里和大家一商量，大家都认可。

　 于是我请了启功先生为我们题写了厂名：北京方便面厂。那会儿请他题字的人就已经排着队了，可他说：我要先给李厂长写。

　 我去之后不久，开始了方便面的生产，由于没有经验，一段时间里的生产不容乐观。当时每公斤成本2．74元，出厂价1．24元，净赔1．5元；论包说，一包方便面生产成本两毛多，每卖一包就要赔一半。这种产品技术并不复杂，只有提高产量，才能扭亏为盈，可当时一天产量只有几百斤。

　 那时，我五十上下，人很有干劲，我工作的多半时间是下车间。

　 在车间里我发现，正在生产的方便面，团在一起是方形的，薄薄的。把一包四四方方的面条理顺了，再把它压薄一点，这里面人工费的工夫可就大了。我指示他们，改得圆一点、厚一点。仅此一点，就省工省时多了。

　 可技术人员说：国外的方便面都是四四方方的，我们凭什么不相信外国的经验。我说，不是我土，而是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还达不到。当时他们都有畏难情绪，我把几个退休老钳工请进厂，对他们说，你们一起连夜干，明天拿出二百的圆形模具，明天就用圆的生产新方便面。

　 这一下大家都紧张了。忙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新模具全用上了。效率提高了整整一倍，产量一下上升到八百斤。第三天就上到750公斤。我们这条“土流水线”可是国内方便面生产的第一条线。

　 当然后来我们也进口了一条新流水线，产量日益提高，到后来一天的产量已是几吨。厂子开始盈利了。

　 开始时的方便面都是蒸的，后来也是在我们的尝试下，改成了油炸的。

　 产量上去了，可是销售却上不去。我调查发现，不是这种食品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老百姓对它太不了解。

　 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小厂，当然没钱做广告———即使有钱，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广告也还没影儿呢。怎么办？我决定用运货车做广告———在车上画上我们的产品，有方便面有卡通人，然后让这车大街小巷地串。这就是活广告啊。

　 现在这种形式就用得太多了，连公共汽车也成了花的了，可在当时，在北京，我可是这么做的第一人。效果真是立竿见影，销量立刻就上去了。

　 我去了以后，两个月内，产量翻两番，当年底净赚3．4万元。一年内产量就翻了五番。一天几吨的生产量，北京市场全被我占了，全国也是我第一，我在全国搞了二十多家销售网点。不知道现在的那些中青年人，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最早生产的“四喜”、“嘉乐”、“佳乐”牌的方便面？

　 当时北京有个面粉厂后来也搞方便面，没形成气候。但我们厂的一个技术员跑过去了，把资料弄过去了。这事后来还打了官司。我们是国内最早一批开始搞企业改革的，什么事都遇上了。局面是打开了，但矛盾也来了。我这个人一心干事业，与领导的关系处理不好。产量翻了五番之后，再上就上不去了，有人在其中干扰了。后来说我有问题，上边来人查，什么也查不出，倒把告我的人来了个大曝光，可我也没法干下去了。

　 1982年我离开了方便面厂。当时的产量不足订量的四分之一，是供不应求啊。后来听说这个厂子是合了资，再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

　 我这个人凡事不喜欢拽着别人的尾巴走，总喜欢创新。我当时已想好，不把方便食品局限于方便面，要形成一系列，连吃的带喝的我全生产。现在看看，我这个想法超前了多少年？要是当年我的想法都实现了，那现在是什么局面？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