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此行，被后来发生的“黄培文字狱”牵涉进去几将不能自拔，但他在崂山所留下的足迹、诗文实为崂山文化大增异彩。一座名山乃是人类文化的堆积，我国的山文化应当是世界上最为发达、最有特色的一种文化形态，而在这山文化的积累中文人是最有贡献的。中国文人对山的酷爱和艺术敏感当称世界之最，试看，中国的名山哪一座不是文人文化的凝聚，五岳如此，黄山、庐山如此，崂山也是如此。崂山文化，在几千年的漫长积累中，文人们负篑荷担，前赴后继，自强不息。郑玄、邱处机、憨山、蓝田、周如锦、黄宗昌、胡峄阳等等，他们各具神态，在崂山文化空间里屹立起一座座奇峰丽岫。自明晚期至清中叶约200余年间，封建文化始在这山陬海隅得以积淀和升华，形成了最为强大壮观的文化阵营，创造了一个空前的氤氲浓郁的文化气候。正如有人论即墨艺文所说，即墨地擅崂山沧海之胜，其山崔巍而嵯峨，其水浩淼而扬波，如此名山大海，即是大块之文章。而人得山海奇气之助，往往理足气充，宏中肆外，其诗文必盛。诚然，在这一气候中，土绅崛起，文人层出，著述吟咏之风蔚然，一时纷呈异彩。清同治版《即墨县志》，收录这一时期的即墨文人的各种著述215种，至少有698卷。《即墨诗乘》辑录251人的1198首诗作。《崂山诗乘》汇编了123位诗人的诗作达2684首之多。

　 1657年，正是这一文化气候里的一夜沛然大雨，顾炎武的到来则是这场雨中大壮声势的一声响雷。当时活跃在即崂文化圈里的知名文人大致有黄坦、黄培、黄贞麟、范炼金、范九皋、黄宗崇、黄子厚、周毓正、王泽洽、周旭、孙忭、解楷、杨还吉、解瑶、胡峄阳等以及客寓即墨隐居崂山的张允抡、董樵、孙笃先、赵其昌、高出、蒋云石等共二十多人，正是史传所谓“崂山七十二君子”的遗风余烈。如此一个文人阵势，如此一种文化氛围，1657年，实在是平淡中蕴藏着奇崛的一年，实在是即墨崂山历史上“菁英蕴蓄、郁为国华”、“表风土之壮伟，发幽潜之光耀”的一年。顾炎武这位颇负盛名的文豪大家能折路屈驾过来，且留恋盘桓半月之久，实在也是被吸引而来，吸引他的，一是这帮子文人名士，一是这座“崔巍势压齐之东”的海上仙崂。这帮子文人名士大多是从崂山林泉间走出去，又从宦海的诡云谲波中归去来，适逢“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良机，因此而离骚满腹、文兴勃发、才华横溢。在这帮子人士中，黄培是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黄培可谓是真正纯粹的诗人，他归居崂山后几乎以一支诗笔来支撑他沉重的后半生，最后终也因写诗被杀。他的爷爷是故明兵部尚书黄嘉善，死后，皇帝亲自为之辍朝致哀；黄培自小生长在浩荡皇恩里，16岁便荫袭了锦衣卫指挥佥事，出入皇帝左右，身列朝班，可谓享受到人生殊遇的恩宠、富贵和荣耀。闯王进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明王朝的大厦崩塌了，黄培人生忽然被倒置过来，从金碧辉煌的贵族上层楼阁里一下子跌到社会政治台阶的最低层下面；他原打算一死了之，后来活下来全仗诗与酒、非饮不行，无诗不可，他不将埋在心底的痛苦、郁闷、悲愤、忧思，反抗通过诗歌宣泄出来，也必郁结而死。他行吟于崂山沧海之间，他徘徊于深山古松之下，他仰望大海孤月如痴如呆，他写道：“二劳山色郁苍苍，中有硕人辟草堂”。他写道：“年来丘壑解相容，跣足科头老不慕”；他写道：“却看东海上，只有巨峰高”；他写道：“云深时隐岫，松老益多风”。他不停地写，写了，又烧了，再写；康熙二年，他刊出了《含章馆诗集》，集诗280余首，据说，还有一本《焚余草》。

　 1657年，顾炎武到即墨和黄培除了议论诗文外，更重要的是密谈政治。四年之后在即墨东北边的栖霞爆发了于七的反清武装暴动，九年之后发生了震骇全国的“黄培文字狱”大案，于七失败后，据说逃入崂山，匿于黄家出资所建的华严庵中，黄培文字狱案中的主角则是黄培。告发者罗列罪状云：黄培阴谋反清复明，居家刊刻逆诗，集会结社，倡和反动诗文；同时摘出黄培23首诗中的隐叛，诽谤、中兴等句，还揭发《友晋轩》、《夕霏亭》、《修竹轩》、《镜岩楼》等其他文人诗集中的“逆诗逆名”；此案自然牵涉到了九年前的1657年顾炎武的即墨之行；告发者说，顾来即墨住黄坦家，与黄培等搜罗采辑史料作反动逆书《忠节录》；此案又将黄宗昌、黄坦父子扯进去，也关系到1657年之事，言顾氏在即墨期间为黄宗昌的《崂山志》作序。黄宗昌，明末进士，官至御史，明亡后，筑玉蕊楼于崂山中，隐居不出，“处晦而困心衡虑不得一伸”，乃著《崂山志》。《崂山志》分为考古、名胜、栖隐、物产等八卷，约37000字，是历史上载述崂山的第一本志书。但实际上，黄翁之意，不在于山水间焉，是乃借崂之山川草木以发其悲慨耳！此志最后完稿当在明亡之后，如《物产·试金石》曰：“甲申冬十月，大金吾吾侄培奉母柩归葬毕曰：‘吾安适矣？’入八仙墩将浮海，见大石如墨，可丈许，光射目，从者二三人，扶而植之如山立，朴而润，有峰峦可像，孰视而叹口：‘是可与吾处者，其坚可居也！’归而树诸斋，以丈石名。日面石，自是不复出户，客至，少有见者。”这哪里是在志述物产？分明是在借物志人以寓意。由此可见，这样的一本志书，在文网大张的清代只有束之高阁，一直到民国五年才得以刊行，而幸亏没有在“黄培文字狱”案中举发出来。这场狱案颇令后人感到蹊跷，其初起如雷霆在天，朝野震骇，皇帝亲自过问，案件牵涉二百多人，后又与清查胶东“于七党”纠缠起来，到后来却松缓下来，拖延了三年才结案，只将黄培一人处以绞刑而收场，大批人士幸免于难。在公堂上，顾炎武干脆不承认到过即墨崂山，接纳他的东道地主黄坦、黄培也都矢口否认，会审的大人们也不加深究。其实，顾炎武的即崂之行，证据太多且确凿，明摆着有他为《崂山志》所撰的序在，有他在即游崂所作的《不其山歌》、《劳山歌》、《安平君祠》等诗在。这些诗文当时在即崂文人圈里争相传诵。后来还有顾炎武给杨还吉的信札，杨有《得顾宁人书》一诗，中云：“云间推无双，汉党名居八。逸气排星雯，高文何萃拔”。“慷慨逝幽燕，此意君当察；懔懔岁将暮，遗我一书札。”《崂山歌》是顾炎武诗中不多有的一篇特有浪漫主义艺术色彩的名篇。全诗42行，飞龙走蛇，一气呵成，气象磅礴壮阔，辞章奇特瑰丽。此诗当为崂山文库中之瑰宝。

　 1657年冬，寒凝大地，雪漫崂山，耐冬花开如火。顾炎武启程了，风雪中他告别了即墨崂山，远去了。1657年，随着顾炎武漫长、不懈的远游而远去了。也随着历史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而远去了。那一年，看起来真平淡，1657年，在官家史牒志乘中是个空白，而实际上，它是即墨历史的那一段链条中的一个关键，是崂山文化史册中璀璨绚丽的一页。当崂山文化书卷汇编于华夏炎黄文化大典时，我提醒即墨人、崂山人、青岛人，不要忘却，不要疏忽，请将便于常阅的那个小巧的书签轻轻插入那一页：1657年——即墨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