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被圣人和贤者造出来的，接着，又被他们把持了，因为他们头脑里有一种叫做思想的东西，必须像婴儿那样分娩出来。于是，简单而又枯燥的字，被思想一串联就变成了文章，叫满世界的人们叹为观止。用来治理国家的文章叫作纲常，用来记载历史的文章便是史书，用来教诲人类的文章成了教材，一言以蔽之，就是文以载道。

　 古时的人，读了一些书，写过一些文章之后，心性也就高了起来，成群结队地涌到京城去赶考，风尘仆仆，奔着状元去了。那会儿考状元，没有数理化，也没有外语，考的就是文章。学子们十年寒窗，百般磨难，把心血脑汁都凝聚在笔端，只要写好这篇文章，便就奠定了一生的荣华富贵，真像煞一场博彩。因此，就涌现出一大批学富五车的才子，也因此，就有了悬梁刺骨和囊萤映雪的典故，使我们的文章史和治学史像碑石一样地厚重起来。

　 渐渐地，读书人多了起来，文章自然也多了起来，因为人们发现写文章有利可图，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写文章就成了一些人的脸面，写文章这营生太能装点人了。歌剧《刘三姐》中有那么几个穷酸秀才，他们咬牙切齿道，惹得圣人发了火，天下从此无文章。那意思是说，倘若死了张屠户，我们将要吃带毛的猪。倘若没人来写文章了，那将是天日无光，洪荒遍野的惨剧，几近世界末日。所以，一定要写文章。

　 于是，从古到今，文章成了进身的阶梯，即使考不上状元，也要弄个秀才的名份。即使写不出洛阳纸贵的文章，也要弄出个子曰诗云，再不然，就用来阿谀逢迎或栽赃陷害，反正文章是个很有魔力的东西，古时考状元，现在考职称，都要用文章来衡量人，便叫人有了趋之若鹜的紧迫感，仿佛不会写文章是件很耻辱的事情，各色人等，纷纷挽起袖子，把文章写得天昏地暗。平心而论，文章这个东西，在襟怀坦荡的人手里，可以用来明志，可以用来咏物。如果在心怀叵测的人手里，可以用来溜须拍马造谣诽谤。以至到了“文革”时期，主张拿起笔做刀枪，文章就有了杀人的功效，写文章的人便就成了刽子手，成了刀笔吏，他们的笔尖上滴下来的不再是墨汁，而是鲜血，文章就被人唾弃了。若干年后，形势不那么险恶了，文章又成了好东西，能够变成钞票和荣誉了，人们再一次趋之若鹜，就连各种痞子和各种宝贝，也都雄心勃勃起来，把灯儿点得铮亮，把笔儿磨得溜尖，一次次让人刮目相看，一回回叫人肝肠寸断。

　 李大钊写过一个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意思说，没有铁肩，何来的妙手，缺了道义，怎能写出文章。从古到今，没有谁不看别人的文章，就能写出自己的文章，按照顺序排列，先是读书，后写文章，也就是文章大家说的那样，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在有的人眼里不是这样，变成了人有多大胆，笔有多大产。而且，写过几篇文章之后，冷不丁觉得世界小了，四下里一打量，唉，这世上也就有两样好东西，一个是自己的文章，一个是别人的婆娘。啧，啧啧。

　 我们处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可以写牡丹玫瑰，也可以写狗尾巴草，但你不能诲淫诲盗呀，正经书没读几本，花花肠子倒是装了一肚子。人家说妙手著文章，可现在臭手也著文章啦，真叫人匪夷所思。当然了，那些谈谈丈夫，夸夸孩子的文字，还有说说情人怎样相会，在酒吧里如何举杯，那不是文章，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章，也就是扯闲篇吧，是帮闲的文字，而不是文章。就是说，没有铮铮铁骨担负起来的道义，就不会有振聋发聩的文章。在一点上，我们的祖先早有论断，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我们不要自作多情。

　 说起来，读书是件很惬意的事情，而写文章却是件很苦恼的事，也是件如履薄冰的事，为什么？因为文章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