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发现“后记”中的故事令人感动。这篇后记是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写的。章是蒋天枢的学生，陈寅恪再传弟子。文章说，1956年他拜蒋先生为师，进修先秦两汉文学。两年后的一天，先生忽然对他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点《诗意会通》，你跟我一起点吧！”章自然从命，没想到蒋先生只让他做了两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一是到学校图书馆借了一部《诗意会通》，二是把蒋先生校点的稿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几个月后，先生给了他一张320元的支票，并且说：“《诗意会通》的稿费来了，你取出来后，自己先到书店去买部书；我已经代你到书店看过，局刻本《二十四史》和缩印本《四部丛刊》都不错，价钱也合适，你随自己喜欢买一部，多下来的钱给我好了。”
章到书店，看到这两部书价格昂贵（前者180元，后者250元），终于明白过来：先生知道他买不起这样的大书，又怕送他一部伤了他的自尊，才有此良苦用心。需要说明的是，蒋先生经济上并不宽裕，整个五六十年代，他不愿意曲学阿世，除了《诗意会通》外，只写过两篇考证文章，所以稿费收入也很少。此外，在60年代初饿肚子的时候，蒋先生在生活上对章也多有照顾，这让他终生难忘。
更感人的是，早在1955年，章培恒因卷入胡风案件被开除党籍。当年的反胡风运动，让知识界全面领教了欲加之罪和株连九族的厉害。第二年，章留校当了助教，如果不是学校要求，是不会拜蒋先生为师的。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访蒋先生时，蒋就对他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读书！”我想，在那样的时代，这话对于章培恒那样的戴罪之人来说，感受到的应该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暖”。
此话出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44页），说的是陈寅恪和蒋天枢的师生之谊；我觉得用它来概括上面的故事，也极为传神。或许人们要问，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都能享受到这份生命的温暖呢？对此，我想还是用章先生的话来回答比较合适。章说：恩师对我的关爱，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的感情；他之所以如此，“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走笔至此，真有一种“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况味。陈寅恪、蒋天枢已经作古，章先生也该是古稀之年了吧。人常说薪尽火传，但是看看如今的学界，那种生命的温暖还有几何？前几年，读博士的侄儿回家探亲，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我在惊讶之余，还以为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戏谑；后来才明白这种称呼恰如其分———许多研究生跟着导师做课题，往往就像打工仔一样。至于我所在的这个学术圈子，因为稿费和科研经费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纠纷，更是屡屡发生。于是我很想找个明白人问问，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