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孩子有自己的语言、思维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一切统统得不到充分施展，儿子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是从属于庞大的文化机制的。体制外的儿子，便算不上什么儿子。在传统的家庭中，我们不难听到长辈这样训斥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滚出这个家！”这个“家”其实就是一种坚硬的体制。脱离了体制的自由，是一种没有名分的自由，名不正言不顺，就很难维持下去，所以，即使有胆敢叛逆的儿子，也终归免不了“走了一圈又回来”。

　 我们应当怎样做儿子，在父权时代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因为怎样做是由父亲说了算的。父亲缺席之后，长子充当候补，其精神模式如出一辙，所以，鲁迅先生就“我们应当怎样做父亲”大作文章，因为解决了“怎样做父亲”的问题，怎样做儿子就不言而喻了。经过“五四”思想启蒙，也经过了“造反有理”的“文革”，儿子们的老路已经被打破。崔健的“一无所有”情结实质上是将父亲这一文化角色虚无化，王朔那种“我是你爸爸”的调侃无形中淡化了父亲的尊严。值得注意的是，儿子们所看重的并不是自由和独立，而是如何取而代之。说到底是一个争夺话语霸权的问题。在“文革”中，那些戴着红臂章的红卫兵小将在把“牛鬼蛇神”打倒在地、与“走资派”的父辈一刀两断的时候，他们所体会到的那种快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父权的篡夺。面对打天下的老子，儿子们有一种潜在的压抑感。所谓“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复制。看着那些戴着黄军帽、穿着牛仔裤的摇滚青年抱着吉他胡言乱语，就可以发现儿子们的心态已经扭曲，他们为没有赶上英雄时代而痛苦不已，并且把生活的迷惘和失落全都归之于时代的错位。祖辈的过于辉煌居然成为儿子们堕落的理由。没有苦难经历作为资本的儿子只能采取制造幻觉的方式来获得英雄体验。

　 逃出课堂的孩子到哪里去了呢？在市场语境中，孩子们的狂妄与嚣张恰好迎合了炒作者的需要。自称是“上海的一块大金子”的韩寒就是被炒作出来的文化怪胎。中国人是很喜欢把“天才”当作玩物和道具的，“天才”的出现给疲软的人们提供了新鲜的作料，以便把陈旧的东西有滋有味地进行到底。可怜的韩寒们还在沾沾自喜，拿什么“出名要趁早”来证明存在的合理性。其实，没有爸爸们的煽风点火，“出名”就是一句空话。韩寒的父亲跟在儿子后面，写了一本《儿子韩寒》，除了市场目的之外，韩父说得很露骨：“由父亲来说儿子，应该是最权威的。”父亲之所以能够接受韩寒所出的风头，并不是什么“后喻文化”的作用，更不是韩寒自身的创造力所致，而是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氛围处于盲目状态，缺乏兴奋点，中国人总是喜欢在女人和孩子身上寻找刺激和乐趣，将他们物化，看他们的热闹。大人们嫌一个韩寒在那里说狂话不过瘾，又包装了一位北京少年张东旭，将他的剪报笔记编成一本《我是天使，我不骗你》的书。我看，他根本不是什么天使，而是商使，不过是为了换取虚名，赚几个钱而已。在那本书中，我们听不到“天使”的声音，听到的只是一堆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