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农村有两句顺口溜:农业增产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所以农民是真心实意地欢迎推广农业科技的。但是,科技的推广应用,本身自有其规律,比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循序渐进,以点带面,违背这一规律,就会适得其反。山西绛县的农业“科技大跃进”就恰恰违背了这一规律,结果闹出许多荒唐事,教训十分深刻值得吸取借鉴(见《南方周末》2月15日)。
急功近利是“科技大跃进”的思想原因。绛县的“科技大跃进”,在指导思想上与1958年的大跃进十分相似,也是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希望在一年之内就建立起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县。为了尽快达到这一“宏伟目标”,县委、县政府接连发文件,要求“县级班子包项目,局级单位建园区,村级干部搞样板,人人投身搞示范”。于是,全县90%的单位、80%的机关干部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兴建科技示范园区、创办科技示范点活动中,一下子建立142个科技示范园,2687个科技示范点。然而科技推广毕竟不是搞运动,不可能发几个文件,振臂一呼就能心想事成,经费和经验本就先天不足,又违背科技推广循序渐进以点带面的规律,所以,这种好大喜功的“科技大跃进”理所当然地演变成为自欺欺人的花架子,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形式主义是“科技大跃进”的最好表现形式。口号提了,文件发了,经费花了,牛皮也吹了,影响也造出去了,左邻右舍上级领导也知道了,慕名而来的参观团也一拨一拨来了,可实在是没搞出什么名堂,总得有个交代吧,于是,弄虚作假蒙骗欺哄的形式主义就出来表演了。为了迎接检查,县里组织近千名机关干部在公路边劳动,彩旗招展,喇叭轰鸣,检查团车队一过,正在“联手建设科技示范园”的干部便一哄而散。为了开优质牛现场会,专门借了20头牛,以壮“声势”。为了接待参观团,某镇“高效农业先导区”里有一个“牌子仓库”,大大小小的牌子有100多个,参观团来之前突击插上,人一走就又收回来。
官僚主义是“科技大跃进”的最有效保护伞。官僚主义的特点就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绛县的“科技大跃进”之所以能愈演愈烈,就是钻了官僚主义的空子。有关领导只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偶尔下去视察也是走马观花,从这个现场会到那个现场会,看“表演”看得热热闹闹,听汇报听得高高兴兴,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就是这样,某些领导还对绛县的经验大加肯定,甚至形成多个文件,准备推广绛县高标准示范园建设的经验。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要把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我们做长期艰苦耐心细致的工作,吹是吹不出来的,骗也是骗不出来的。“科技大跃进”这些似曾相识的浪漫字眼,对我们的事业没任何帮助,而只能劳民伤财,逼着人们去搞形式主义、花架子,去自欺欺人。1958年的大跃进已使我们吃尽了苦头,至今还记忆犹新,殷鉴不远,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呢?